三、主父上书与武帝晚年的政策选择
    汉朝强盛了，总结秦亡教训却未因此而过时，在武帝时期，一些眼光敏锐的人物给“过秦”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最突出者，是主父偃、徐乐、严安向武帝上书。（11）他们针对武帝奉行的“外事四夷，内兴功业”的政策，再度反思秦亡的教训，预见到其中潜伏的危机，警告汉武不要重蹈亡秦的覆辙！
    着眼于当时现实，把总结秦亡教训跟探求保持社会的稳定联系起来，深化了反思历史的认识，这是武帝时期“过秦”的显著特点。主父偃针对武帝连年进行对匈奴的战争，论述长期征战是导致秦末大起义的原因：“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飞刍輓粟，起于黄、腄、琅玡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徐乐的议论更深一层，他提出独到的论点：“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这是论述政权基础如何稳固的问题，所以引起武帝的关心。徐乐分析说：“何谓土崩？秦之末世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风从。”其原因，就在秦末社会已面临“土崩”的形势：“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他又对比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其势汹汹，结果却兵败身擒。这是因为国家政治未败坏，“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即属于“瓦解”。徐乐总结出“民困”、“下怨”、“俗已乱”三条作为封建国家行将崩坏的标志，是对贾谊《过秦论》中民心向背的论点作了更具体的发挥，也为后人观察社会动向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而他认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对匈奴的战争，给百姓造成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形势的发展隐伏着巨大的危险。他正告汉武帝：“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处此关键时刻，必须改弦更张，才能把握前途。严安向武帝上书，也论述治理国家的规律是应该及时调整和改变政策，他引用了《邹子》书上所说：“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他分析秦的灭亡正好违背了这条规律。经过战国长期攻伐，民众早已陷于困苦，当时需要的是做到“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秦却反其道而行之，法令严苛、征战连年，造成“丁劳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的社会惨状，终因民怨沸腾而最后灭亡。严安以这种历史教训来对比当时的政治情况，强调已经面临严重局面，武帝若不改变治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武帝时代“过秦”的言论对施政的弊病、现实的矛盾揭露得很尖锐，而最终的结果，议政者的智慧却影响了决策的过程。
    主父偃直言不讳，批评武帝连年征伐是忘记吸取“近世之失”的教训。徐乐则认为当时的情势是人民郁积着不满，难保不爆发严重的不测事件，“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严安具体列举当时埋伏着危机的各种因素：“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庭，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警，而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挐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摩剑，矫箭控弦，转输军粮，未见休时，此天下所共忧也。”（12）这已将危机的前景令人心惊地描绘出来了。
    十分意味深长的是，主父三人重新反思秦亡教训的这些尖锐言论，非但没有使武帝反感，反而得到他的激赏！史载：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世务。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等安在？何相见之晚也！’”（13）
    这里还需简要说明主父三人上书的年代，它不属枝节的考证，而涉及三人上书的背景和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实质性问题。关于三人上书言事的时间，《汉书》作“元光元年”。对此，司马光曾有重要的辨正，他认为应是“元朔元年”。理由是严安上书讲“徇西南夷、朝夜郎”等事，均在元光三年。这一辨正确有根据。按《汉书·武帝纪》，武帝即位之后，曾接连三次大规模征求人材，即：建元元年，诏举贤良；元光元年十一月，令郡国举孝廉，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元朔元年，诏举孝廉。故《通鉴考异》讲盖将“元朔”误为“元光”，实属合理之推论。再作进一步考定，则尚有更重要的事实为《考异》所未列举。主父等三人上书，重点讽谏的是武帝对匈奴的战争，而武帝大规模征伐，乃始于元光二年。严安上书所讲“深入匈奴，燔其龙庭”之役，则在元光六年。（14）
    弄清三人上书是在武帝连续进行对匈奴大规模战争之后这一史实，我们更能明白主父偃等联系历史教训抨击时政的尖锐性和深刻性。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武帝对三人上书却予以高度赞赏，三入皆拜为郎中，主父偃还一年四迁，严安被拜为骑马令（主天子骑马），官阶虽低却是武帝近臣。与此同时，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既定政策却又依然实行，不为所动。这种表面上似乎互相矛盾的现象，实则寓意深刻。它说明了：
    第一，历史上杰出人物行动的方向往往即是当时交互作用的社会诸因素的合力的体现。“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形式中进行的”。（15）汉武帝向往建造赫赫功业的雄心宏愿，是当时全民族创造活力的体现，这个民族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已经蓄积着深厚的力量，不再满足于“无为”，而要有所作为。武帝时期的内外设施即代表了这种大有作为的愿望，元光元年、元朔元年几次诏书中讲“夙兴以求，夜寐以思”，“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16）所表达的是他真实的心情。当时汉武帝头脑中的兴奋点，集中在干一番超越前古的丰功伟业，三人上书未能改变他业已作出的决策。当然他连年征伐，则是把民族创造力引错了方向，造成了严重后果。
    第二，尽管武帝在当时没有改变征伐匈奴等项决定，却绝不等于对三人的谏议不予重视。武帝对三人议论的赞赏和礼遇，也是由衷而发，那种相见恨晚、幸得贤者的欢欣心情表达得很真切。作为文、景事业的继承者，武帝不能不被三人陈述的求长治久安之策所动心，不能不被他们分析连年征伐将引起的民困、民怨所警醒。所以三人反思历史所作的深刻论述，已深深印在武帝的脑际。武帝晚年与大将军卫青曾有这样的对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史籍又载：“太子每谏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17）这些对话透露出，汉武秉政过程中，深知连年征伐、大兴功业必然引起“劳民”，再发展一步，便要“袭亡秦之迹”，那是汉代人人明白的大崩溃、大灾祸，本人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不妨设想，武帝在几十年中还记住三位贤者的告诫，警惕着步亡秦后尘，掌握着一个“临界点”，控制其所为不要超出这个限度，以免引起大乱。至武帝晚年，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流民众多，农民暴动不时发生，使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是继续兴师劳民；或者是罢兵息民，挽救危机。至征和四年，他终于当机立断选择了后者，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当时，桑弘羊等人上奏，称：可在西域轮台实行屯田，募民前赴，置校尉管辖，以威镇西域。汉武帝特地为此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对长年兴师征伐，造成“军士死略离散”，“重困老弱孤独”，引以自责，断然否定桑弘羊请求远戍轮台之议。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18）从此不复出军。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发展农业生产。历史证明：汉武在晚年所作的政策选择是明智之举，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灾祸。我认为，把青年汉武帝对主父等人的“过秦”言论心折赞叹，跟他晚年的幡然改悔联系起来，解释这一重大政策转变似可多提供一层内在的根据。
    从元朔元年上书，至征和四年罢兵力农才起作用， 历史就是这样通过曲折的道路前进。但这毕竟是武帝君臣再度运用秦亡这份历史教材，使汉朝延续了近百年的统治。司马光对武帝的评语中有两点是很中肯的，一是称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二是称他“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好贤不倦”（19）。这是知人论世的公允评价。汉武作为一个专制时代的君主，当时他热切地要干一番大事业，主父等人却向他当头泼去一盆冷水，武帝非但不怪罪，反而大为赞赏，这种雅量是难得的，“好贤不倦”的评语可以当之无愧。轮台诏标志着汉武晚年政策的转折点，昭、宣时期即继续沿着这一罢兵力农的路线走下去，因而出现了所谓“中兴”局面。追根求源，主父等人上书之功诚不可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