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宣汉”和马班史学巨著
    明确提出“宣汉”这一论题的是东汉思想家王充。但实际上司马迁著《史记》对此已有显著的体现，与王充同时代的班固，则以其史学实践回答了王充所反映的时代要求。所以“宣汉”的思想对两汉史学发展关系极大。
    “过秦”是对前代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宣汉”是对当代社会进步的大力肯定。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从变动、发展中观察历史，公正地评判历史的功过。
    司马迁著史要宣扬汉代社会的进步，这在《史记》中是有明确的表述的。首先，这是他所庄严继承的父亲的遗愿。司马谈临终拉着他的手哭泣着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汝其念哉！”司马迁郑重地接受父亲的嘱托，把宣扬汉代的功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当上大夫壶遂询问《史记》“欲以何明”时，他诚恳地回答：“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尽宣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20）显然，作为一个忠实的史家，他把记述国家的统一兴旺、社会的进步、君臣建树的功业，视为不可推诿的责任。
    其次，司马迁的“宣汉”，不是出于宣扬“皇权神授”，争什么“正统”与“闰位”，而是有力地摆出汉代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步的史实。概括地说，在政治上，司马迁歌颂汉代把人民从秦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获得民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他说：“故汉兴，承敝通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21）指出汉代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作了很高的评价。又说：“汉兴，至汉文四十余载，德至盛也。”（22）《太史公自序》论及文、景两篇本纪的撰写义旨说：“……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作《孝文本纪》”；“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废除肉刑，拆毁关卡，天下安定，社会财富大大增加，都是就汉代政治给人民带来重大的好处而言。钱大昕所说，“何谓尊汉？史公以汉继三代，不以汉继秦”（23），将《史记》“尊汉”归结到“正统”、“闰统”之争，实在不符合司马迁原意。在经济问题上，司马迁赞颂汉兴六、七十年间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丰足景象，而且概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通，得其所欲”，讴歌国家空前统一为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在文化上，他谴责秦“焚《诗》《书》，坑术士”，赞扬“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而武帝兴儒学“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24）“自孔子卒，京师莫宗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灿如也”。（25）《史记》全书百科全书式的宏伟结构，和“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的大规模整理文献、熔铸成书的功绩，本身更是汉代空前统一的产物。
    据此，《史记》体现了“宣汉”的思想，本来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以往却有两个问题妨碍人们认识这一特点。一是司马迁与董仲舒思想上的关系。以往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比较自由，董仲舒是武帝时官方思想的代表，二者根本对立。意即司马迁也必定站在汉家政权的对立面。这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适应了武帝时代专制政治的需要。但是他作为一个大思想家，也曾提出限名田、抑兼并、宽民力等积极主张。即其“大一统”思想而论，也具有既为专制主义服务、又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的两重性。司马迁历史观中大量的进步思想和唯物观点，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大不相同。但司马迁对于汉的统一局面和历史进步确是真心拥护的，他对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在维护汉家统治利益上，两人是一致的，而在如何维护这一具体问题上两人有很不相同的看法。董仲舒和司马迁的思想分歧，决定了二人在史学发展上的不同地位。但从汉武帝控制思想的效果说，在这两人身上都取得一定的成功。”（26）
    二是曾有过所谓“谤书”的讥评。《后汉书·蔡邕传》云：“（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有的论者即由“谤书”二字，联系到《史记》对武帝的一些批评，因而误认司马迁对武帝时期事事揭露讥贬。其实这种看法也无法成立。王允是个擅权的大官僚，他所需要的是奴才式的“史官”随意指使，他对司马迁那种“直笔”、“实录”精神自然极其不满以至害怕，这就是他惧怕被“讪议”的阴险心理。故王允的话勿宁说是从反面证明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所具有的力量。诚然，司马迁对于武帝政治的阴暗面，如连年征伐造成人民困苦疲备，财政空虚，奢侈浪费，耽于迷信，“与民争利”等，都据事直书，予以批评，体现了他关心民众的进步思想。而同时，司马迁对武帝的雄才大略、建树功业又是明确赞扬的。如说：“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27）“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28）都是对武帝功业作高度评价。今本《孝武本纪》并非司马迁原文，历代学者均认为属后人割裂《封禅书》以充篇幅（29），不能为据。
    总之，司马迁对武帝时期这段当代历史，既有根据自己观察所作的深刻批评，又有对武帝功业的真心赞扬。这同他宣扬汉兴以来所取得的历史进步的态度是一致的。
    考察这个问题再次证明：伟大的史学家决不能离开他的时代。象司马迁生活在汉朝鼎盛、民族创造力蓬勃的时代，他决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对立面，专门讥贬之说纯属曲解。他是把真实记载这一伟大时代作为史家的应尽职责的。他揭露武帝政治的阴暗面，也是出于他同情人民的思想和秉笔直书的勇气，这并不能否定他全书“宣汉”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