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所见，描述（叙述）方法与计量方法的统一总是会突破一定限度的，并且只有其中一种方法能够起主导作用。
    描述-叙述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形式。这不是因为社会生活的许多现象在现代还不能测定，而是因为大多数历史文献资料是描述的，是由描述方法的拥护者记录下来的。测定历史客体的可能性将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扩大，但是，甚至如果在某个时候，历史发展中的一切发现都能够测定了，而对这一发展的测定将仍然是描述的，将以由自然-语言形式表现的实质-内容的概念、范畴为基础。
    社会生活现象是如此之复杂，在概念和范畴的体系中，只有自然-语言的形式能够完全相符地反映它们。因为现实的和有效能的意识，作为我们已经发现的，只能以语言的形式--思维的物质形式和人类交流的手段--来表现。①任何人为加工过（包括数学）的语言，无论完善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替代它们。人为加工语言的力量在于逻辑的严整性、概念的同义。因此，它们不能反映社会现象的全部多样性。自然语言由于其概念普遍的多义和灵活性，反映这些现象更相符合。故而，“数学语言只在某些方面补充和使自然语言更明确化，促使人们更准确和有效地认识实际。”②
    包罗万象、易懂、具体和明确，是描述方法最有力的方面。同时，这些优点中也包含着它们的缺点：由于运用描述方法建立有代表性事实体系的复杂性，特别是研究大数量历史现象和进程的复杂性，描述方法会导致图解事实或罗列事实。前者，会使得观察的印象和结论缺乏根据；后者，将会导致主要与次要、典型与偶然混杂其间。
    其次，描述分析虽然能够查明被研究客体的这些或那些特征与特性，却不能说明特征与特性的度。而假定描述方法可能揭示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相互联系，也不能够测定一些因素对另一些因素作用的紧密程度与作用力。
    由于上述原因，描述分析方法在必须评价发展的规模、比重、水平以及这些或其他客体、现象和进程的相似与差别的程度，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紧密度，或者其特点和特性时，必然会使研究者局限于使用“较大的一较小的”、“较强的-较弱的”、“重要的-不重要的”等等诸如此类不准确、十分大概、甚至不确定的形式的评价。即不能提供揭示相应质数量程度的可能性。
    描述-叙述方法的上述这种局限性，必然引起相应的历史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的特点，是结论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
    最后，描述方法的包罗万象和表面上的易懂，是历史学家没有给予完善本学科方法、掌握其他学科方法以及认识整个科学认识武库以必须的注意力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考察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这个具体问题。
    首先，计量分析实质并不是在研究数量资料时简单地利用计量方法。计量分析，即是揭示和建立通过对被研究客体、现象和进程进行一定数学加工而得到的它们的数量评价体系，建立旨在进行揭示相应质数量程度的实质-内容分析的基础。
    对原始数量资料进行数学加工与分析，提供了运用描述-逻辑方法不可能得到的新信息。同描述方法相比，计量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查明被考察客体和现象的特点与特性的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揭示这些特点与特性的表现强度，即能提供克服描述分析主要局限性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讲，计量方法在研究客观现实任何现象与进程，包括历史现象与进程的时候都能被采用，因为任何质都固有一定的量。但正如所见，实际上，在对历史发展的现象与进程进行研究的一定时期内，运用这些方法才是必须和可行的。
    有可能转入计量分析的时刻将由此开始：测定被研究现象和进程的特征变得可能，因而具备了得到必须的数量指标体系的条件。问题在于，对叙述性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测定和为包含着数量意义特征的历史文献资料建立代表性的数量资料体系，只有在对于被研究现象和进程的了解具有理论性质的条件下，才是实际可能和允许的。进行实质-内容分析揭示出这些现象与进程质的确定性，就是这种理论了解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物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③因此，“使认识数学化最大的困难，在于揭示这些或那些种类现象是质的同类，因而表明对它们能够进行数量的比较。”④
    （编译自《历史研究的方法》，莫斯科1987年版。）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4页。
    ②④г·и·鲁扎温：《科学认识的数学化》，第151-152、18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页。通约，亦可译为可以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