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上海，谣言蜂起。特别是各个外国租界里躲避着大量从武汉、九江以及其他国民革命军占领区逃亡避祸而来的外国侨民和中国人，他们对于两湖、江西等地激烈的工农运动充满恐惧，生怕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会重现汉口、九江下层民众冲击租界的情景，因而更是人心惶惶。鉴于自己在上海工人中的号召力，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这时也显得相当振奋，反复强调：我们党“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因此力主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说“要在群众中宣传CP，或用公开代表形式，或指定同志在群众会议时故意问CP是什么，借此宣传CP”。[63]（p338,348,369,374）既然要夺取领导权，上海共产党人自然要指挥总工会四处冲击国民党右派组织，并积极筹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结果，弄得“街市上共产党呼声很高”，人人都在打听CP，“很想晓得内幕”。3月22日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初到上海时，对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态度还好，还同意各工会的武装纠察队统归总工会管辖，对共产党推动组建的市政府也未加反对，但第二天听到各方反映之后，态度立即转了一百八十度，扬言“将设法根本消灭武汉风潮之再现于上海”。次日白“请市党部等吃饭，独不请CP”，且马上就有种种传说，称市政府为CP所组织，蒋介石亦坚决反对。[64]（p368-369,372,375,385）
    蒋介石、白崇禧等人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在准备夺取上海之初，中共上海区委没有马上收回租界的打算。它曾明令“罢工工人不准打外国人，不准捣毁机器”；并要求工人纠察队切实“维持一切治安，禁止流氓、土匪乘机骚扰与抢劫”。包括对店员问题，也曾再三强调“现在广州、汉口已经闹坏了，这个问题很复杂”，一定要与商人接洽，“注意条件，不要太高”，避免闹出乱子。上海总工会甚至有声明给英国巡捕房总巡先生，以安其心。[65]（p404）但3月24日以后，共产党方面的态度却有了明显的改变。当天，总工会下达了复工令，外资厂主却拒绝工人复工，租界巡捕因此武装阻止工人进入租界，致使一些想要复工的工人与巡捕房发生了对峙和冲突。一时间总工会将要攻击巡捕房，或工人纠察队将要猛扑租界的谣传四起。面对这种情况，基于武汉、九江的经验，上海中共领导人内部已经开始提出了尽快收回租界的设想。除少数人强调还要避免发生冲突以外，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是主张对外国资本家下最后通牒，对租界亦不能示弱，对方越界筑路，我可自由拆除铁丝网，准备做收回租界的总罢工[64]（p386）。
    工人方面的反应马上就引起了蒋介石一方的高度警觉。25日，当外国记者据此询问东路军前线总指挥白崇禧时，白公开强硬地表示，工人一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他并且当即下令将与闸北上海总工会关系密切的闸北驻军薛岳部调开，而调刘峙部接防，以便对设在那里的上海总工会严加防备。这种情况又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反弹。他们又是开群众大会，又是派人质问白崇禧，坚决反对调离薛岳。同时还通过市政府致函租界工部局，强硬提出限期三日内“正式表示不复阻止复工”，否则将再行总同盟罢工，此后发生一切问题概由工部局负责[66]（p405）。不仅如此，他们还严厉批评有同志怕被人说是CP，说这是纯粹软弱卖党的心理，要求所有党员必须公开宣传这次革命是在CP领导下，大开门户，吸收党员，三个月要征收5万党员，准备“公开取政”，“包办革命”[67]（p398,400）。
    中共中央显然支持态度强硬的对抗态度。陈独秀在上海特委会上直截了当地鼓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服从革命的力量。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已经与党军勾结在一起了，“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即“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64]（p389）
    这时上海总工会属下的工人纠察队其实只有两三千人，“党群众化五万”，受其影响组织的工人约25万，占上海工人总数之比并不大。但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更高度重视这支武装。因为它是共产党人控制工人运动，进而控制上海的关键所在。上海区委明确讲：“上海工人［有］有力武装，上海工人的政治地位与一切行动都有保障，同时CP也跟随有力。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68]（p397,399,401,406）26日，上海共产党人得到消息，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军队所杀，南昌、九江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市党部均被捣毁和解散，因而情绪更加激愤。上海区委正式决定：目前最主要策略就是：“反对反动的新军阀，积极响应宁案，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他们确信：“如果上海工人把右派打倒，租界收回，在革命的前途非常伟大。”[68]（p406-409）
    这边蒋介石磨刀霍霍，那边共产党血脉贲张，双方流血冲突已不可避免。然而，正在这时，中共上海区委收到了莫斯科27日的来电。来电提出：“我们认为，长时间地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组织示威性的罢工，抗议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问题要同国民政府商量。”中共中央复电申诉，联共（布）政治局28日又再度来电，强硬表示：“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69]（p168-169）据此，陈独秀不得不稍加变通。在收到电报当天，他函告中共上海区委，要求他们“表面上要绥和反蒋反张，实际准备武装组织”，对总同盟罢工，也“要得民党及老蒋同意”[70]（p428）。有陈独秀的指示，上海区委决定于第二天，即29日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举行临时市政府就职典礼时邀请蒋介石出席，以示缓和，并观察蒋之态度。
    29日，蒋介石没有出席这场典礼。他不仅不出席，而且致函临时市政府，要求其“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71]（p196）。蒋公开否认已经得到武汉中央明令认可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不仅表明了决心与武汉中央抗衡的态度，而且预示着双方冲突已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因此再电莫斯科，强调准备抵抗的必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仍旧坚不同意。它一方面致电在武汉的鲍罗廷，要求他考虑“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的可能性；一方面电示上海中共中央称：“（1）在群众中展开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不进行公开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4）揭露右派的政策，团结群众；（5）在军队中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69]（p168-169）
    恰在这时，汪精卫意外地从国外回到上海，从而使得尚未下定最后决心的蒋介石一度放慢了与共产党破裂的脚步。据邵元冲日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因“精卫以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故仍拟约彼等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之云”。[10]（p315）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蒋为表示不偏不倚，并为自己留有余地，于3日公开发表了一则通电，声称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72]（p209）但就在第二天，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第一二师的同学们说：有人要我承认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我们身为党员，对于本党中央的决议案当然要承认，但也不能盲目。因为本党是有监察委员的，若监察出会议手续不合，或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无效。“监察委员的特权，我们不能抹杀的”。[73]（p216）蒋的这番讲话当然是有备而发的。因为就在蒋介石发表通电的头一天晚上，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已经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之共产党人“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注：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号会议录》（1927年4月2日），台北党史会藏档，2-6.1/6。（注：此件档案与党史会所藏历次监委会，包括二届三次会议第一、三号等之形式明显不同。历次监委会会议录均为内容简单之“议事录”，并无速记录，独此件吴敬恒一人之发言为速记，并另附各项文件。故其真实性令人怀疑。此件是否为事后补录补编，尚待查考。））。
    对于吴稚晖等人2日晚的秘密会议及议案，汪精卫并不知情。3日上午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一同往孙中山故居与汪会晤。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必将采断然之处置，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汪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提出解决良策。汪当即提出三项暂时应急之法，即“1、共同负责通告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其命令如有妨碍党国前途者，于开会之前不必执行。3、各省党部、各执行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破坏者，在汪所拟召集之会未能解决以前，应由各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制裁”。对此，蒋介石等人均认为可以接受，故“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37]（1927年4月9日二版）；[10]（p315-316）
    基于三项应急办法，汪精卫于会后马上找到了陈独秀，转达了蒋介石等人要求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的提议。陈独秀在百般解释之后，为澄清事实，力辟谣言，当即起草了一份声明书，并力劝汪精卫联名发表。这份由汪、陈合署的宣言4月5日即公开刊登在上海的报纸上。宣言声称，无论是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冲入租界、打倒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所有这类说法，都纯属谣传。国共两党将仍本孙总理的联共政策，亲密合作。[74]
    汪精卫与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并未达到劝说共产党人暂停一切活动的初衷，反而让蒋“不胜惊异”，因为汪陈宣言中不仅丝毫没有提到要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的问题，而且汪居然代表国民党保证没有制裁共产党的任何意图。这些无疑与蒋汪等商定的暂时应急办法大相迳庭。[58]（卷六，1927年4月5日条）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又有训令要蒋“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并威胁蒋若一意孤行，定将免职除名，决不姑息云云。注意到武汉中央公开宣布决定迁都南京[13]（p908-910,925），蒋再也沉不住气了。因为，武汉中央如果真的迅速动身迁来南京，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蒋都将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甚至今天听命于蒋的各路将军，到时候也难免会首鼠两端。何况汪陈宣言已经证明汪的承诺绝不可靠。考虑到这一危险的后果，蒋自然不能照3日所定方针，等汪劝说武汉诸位来宁开会了。在发现汪不打招呼悄悄遁迹之后，蒋随即公开发表了与汪精卫的谈话要点，以防汪巧言惑众。之后，蒋于9日一早转赴南京，表面上是遵从武汉训令，实则双管齐下，准备照江西等地的办法用强力来夺取南京和上海的党政权力。
    9日中午，拥护武汉中央的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相继被蒋派组织所捣毁，其工作人员非打即捉[75]。与此同时，蒋下令查封了直接受武汉邓演达领导的上海总政治部机关，指责其“假借名义，潜植反动势力，妨碍北伐进行，甚至嗾令党羽，引起暴乱，丧失本军之信用，阻碍北伐之大计”[76]（p223）。三天后，即4月12日，新成立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在蒋密令下，以制止械斗为名，再度成功利用青红帮做前锋，在一天之内顺利地缴了纠察队在各处的武装。等到次日总工会组织示威游行，罢工罢市时，白崇禧等干脆下令军队开枪。失去了武装工人凭借的上海共产党人，已然成为蒋的俎上肉了。
    时至于此，蒋介石不能不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了。4月15日，他正式草拟签发了《清党布告》，宣布了与共产党决裂的决定。布告称：“照得此次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证据，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在所在各地将首要各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以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全体大会处分等因。”[42]（p225）蒋随即电令各军师长，立即拘捕“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及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泽湘、廖乾五等以及在师团连各党代表及政治部指导员之跨党分子”。此后，被公开指名通缉的共产党人更达到近200人之多，鲍罗廷、陈独秀等首当其冲。[77]
    当然，这里的所说“和平待遇”，不过是对外的一种说辞而已。对强力政治之运用已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蒋介石，既然将共产党人目为“叛乱”分子，自然也就不会在意下面的人用什么方法去“待遇”了。当有部属来电说明“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时，蒋一纸“叛徒严惩”的批复，便轻易地开启了对政治对手的血腥杀伐之门[78]。
    【收稿日期】2002-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