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80卷，记事起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尽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述南朝宋、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的兴亡，共170年的历史。《北史》100卷，起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尽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记述北朝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及隋四个封建政权的兴亡，共233年的历史。二史虽为二书，但二书之间相互照应，具有内在联系，将整个南北朝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述，并且兼及隋朝。《旧唐书·李延寿传》称：“延寿又尝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将《南》、《北》二史看成是一部著作，称之为《南北史》，这是很恰当的。
    一
    早在李延寿撰成《南北史》之前，南朝齐的沈约奉诏撰成《宋书》100卷，主要记述南朝宋一代60年（420—479）间的史事；南朝梁的萧子显奉敕撰成《南齐书》60卷，主要记述南朝齐一代24年（479—502）间的史事；而北齐的魏收，则奉诏撰成《魏书》130卷，主要记述北魏及东魏共165年（386—550）间的史事。到了唐代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①。至贞观十年，官修成《梁书》56卷，主要记述南朝梁一代56年（502—557）间的史事；《陈书》36卷，主要记南朝陈一代33年（557—589）间的史事；《北齐书》50卷，主要记北齐一代28年（550—577）间的史事；《周书》50卷，主要记述西魏、北周共47年（535—581）间的史事；《隋书》85卷，主要记隋朝一代38年（581—618）间的史事。总之，在李延寿私撰成《南北史》之前，关于南北朝的每一个朝代以及隋朝，都已有带权威性的正史分别记述它们的历史了。那么，李延寿为什么还要另外编撰一部同是记述南北朝史事的《南北史》呢？
    李延寿在他的《北史·序传》中，通过记述他父亲李大师的志向和史学思想，回答了这个问题：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李大师（570—628），生于北齐，仕于隋，卒于唐贞观二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好学，于书无所不窥，备知前代故事。又亲眼看到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亲身经历了唐初的统一。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他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敏锐地看出了南北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他倾向统一。这就使他对当时流传的《宋书》、《南齐书》和《魏书》等记述南北朝史事的著作，感到强烈不满，认为大有改正的必要。
    《宋》、《南齐》、《魏》三书编于南北朝当时，又都是“奉敕”编撰。其作者站在本朝立场之上，受本朝政治要求的影响，因而各为本朝立传，书本朝史事周悉详备，记同时并存的政权则简略阙漏。他们在空间上，不以记述包括南北的整个中国的历史为己任；在时间上，又都是只记一代，而不贯通南朝各代或北朝各代。三书都以本朝为正统，本朝即“中国”，实际上却只记述了处于分裂状态下的中国一部分地区的一段历史，并没有将整个中国和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述。更为突出的是，各书对本朝都竞相褒扬隐恶，对并立政权则贬抑歪曲，记事往往失实，甚至于互相诬蔑谩骂，攻击斥责。如《宋书》、《南齐书》斥北魏为“虏”，将书中记北魏史事的篇章称为《索虏传》、《魏虏传》，并与《蛮夷传》排列在一起，视之为四夷、外国。而《魏书》则斥南朝宋、齐、梁为“岛夷”，在书中作《岛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衍传》，不为南朝诸帝立“本纪”而贬之为“列传”，且排在《匈奴刘聪》、《羯胡石勒》等传之后，亦视之为四夷、外国。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贵族建立的政权，南朝宋、齐、梁是汉族地主建立的政权。这样互斥为“虏”，为“岛夷”，不但加深了南北政权的分隔，也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这种坚持南北分裂，不利于民族交往融合，不利于全国统一的观点，理所当然地为倾向统一的李大师所不满。所以他要另编一部南北朝史著，总揽南北，贯通各朝，改正原有史书的缺点，以体现全国走向统一的大势，适应隋唐全国统一的时代要求。
    但李大师一生并不顺利。仕隋，累任州郡僚佐；唐初，因参加窦建德政权而被流放西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直到他52岁时，才有机会“恣意披览”，专心从事南北朝史的编撰。当时，唐朝官修的《梁》、《陈》、《北齐》、《周》、《隋》等五书尚未修撰；有关南北朝的史著，成书流传的只有《宋书》、《南齐书》和《魏书》。李大师又非住在首都长安，更没担任过史馆史官。受所处时、地条件的限制，他所能找到的南北朝史料也就有限。他的计划是凭一人之力，著一部“编年以备南北”的巨著，而资料欠缺太多，搜集整理起来，工程太大了。所以他还没有将自己的著作写成就死了，时年59岁，“以为没齿之恨焉”②。
    但李大师的遗憾终于得到了补偿。他的儿子李延寿“追终先志”，完成了他未能完成的事业，实现了他的遗愿。
    李延寿的生卒年月，史书失载。他大致是初唐高祖、太宗、高宗时人。继隋朝结束南北分裂之后，这时全国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执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政策③，民族关系空前良好，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身处统一的时代，使李延寿对统一的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刻，他继承并发展了其父亲倾向统一的史学思想。他也反对《魏书》斥南为“岛夷”，并将记南朝诸帝的篇章贬为“列传”，有云：“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④同样道理，对《宋书》、《南齐书》斥北为“虏”，称《索虏传》、《魏虏传》，当然也是李延寿所不取的。李延寿还指出，《魏书》将五胡十六国政权中的匈奴刘渊、羯胡石勒等等“编之四夷”，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累”的⑤。他赞成《晋书》的做法，将十六国历史列为“载记”。他自己的《北史》，就将为北魏所吞并的十六国政权的历史，列为《僭伪附庸传》。称“僭伪附庸”，义与“载记”同，为“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⑥，专记地方割据、非正统政权的历史，表明这种政权虽属偏方僭伪，但仍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四夷”，更不是外国。李延寿上述反对南、北互斥对方为“虏”为“岛夷”，也反对将十六国政权列为“四夷”的观点，表明他认识到了南朝的历史，北朝的历史，还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的历史，都是中国的历史，共同组成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不能以某一政权的历史为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范围应包括并存的各个政权，也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就是李延寿的统一观。这种观点，符合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也利于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必须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