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奠定西欧统一的基督教文化基础的加洛林文艺复兴
    8世纪的西欧，被日耳曼人武装迁徙搅动的社会动荡逐渐地尘埃落地，经历了查理·马特确 立的采邑制、丕平建立的加洛林王朝以后，西欧开始向封建制度迈步。正是在这同一时期， 西欧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拓荒运动。这次拓荒运动的重要意义有两点：一是恢复了因日耳曼 人武装入侵而衰敝的农业生产；二是改变了占有土地和经营土地的方式。新的土地占有方式 确定了以保护为原则的、个人联合的、以分封为形式的政治机制；经营土地的方式产生了用 益权，土地的用益权造就了人身依附的社会等级。新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等级结成了新的社会 关 系，新的社会关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观念、新的思想意识。在拓荒运动中基督教教 会和修道院所起的组织作用（注：汤普逊：《欧洲社会经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4-265页；布瓦松纳：《 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8-70页。）、教士和修道士在组织农业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增强了社 会的宗教意识。另一方面，法兰克王权与罗马教廷的结盟所建立的二元政治体制结构[7]， 使教会在国家政权中有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西欧社会全面的基督教化不可避免[8]（P16- 18）。社会的基督教化必然需要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解释和研究，首要条件是学会读、写拉 丁文。7世纪以前，在法兰克的教会中尚没有法兰克血统的僧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 耳曼人在文化方面的落后，他们既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也不会读、写拉丁文[9]。随着教 会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扩大，获得教会的神职成为踏上仕途的重要途径之一，学习读、写拉丁 文也就成为教士的必修课。从8世纪中叶起，西欧各地大主教教堂和修道院都开办了学校。
    修道院的学校不仅提供了学习拉丁文的场所，而且也对拉丁文进行了文字改革。例如，用 大写字母作为一个句子的开头，句子的结尾用句点结束这种书写方式，改变了古典拉丁文句 子与句子之间不分的书写习惯，并且形成了一种字体优美清晰的“加洛林字体”（Minuskel） ，这种字体一直流行到中世纪晚期。德国历史学家施奈德把这个时期的文化现象称为“书写 文化”（Schriftkultur）[10]（P87）。他认为，修道院学校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对基督教教义的 学习，而且一些民间传说也用拉丁文整理记录保存下来。另一方面，拉丁文还在某种程度上 帮助规范了各地区的民族语言，在今天的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都有拉丁文的印记 。
    被西方历史学家一再强调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查理大帝设立的宫廷学校 恢复学习古代七艺，建立了宫廷图书馆，收藏了圣经、教父学和古典文化方面的书籍。法兰 克王室的宫廷学校聚集了来自西欧各地的学者：学识渊博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士阿尔古因； 比萨的文学家佩特鲁斯和阿奎勒斯的保罗伊努斯；伦巴德的历史编撰学家保罗努斯和迪雅克 努斯，以及撰写查理大帝传的艾因哈特，等等[10]（P87-88）。这些教士学者带来了各地的文 化，并在宫廷学校中进行了融合，为西欧奠定了一个形成统一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础。
    三、创造中世纪学术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 
       “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是英国学者哈斯金斯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反驳中世纪是“黑 暗的时代”这一说法时强调，“14世纪是从13世纪走出来的，就像13世纪是从12世纪中走出 来的一样，在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5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间没有隔断”[11]（P14）。毫无置疑 ，正如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连续的一样，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发展也是具有连贯性的 ，而且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同步进行的。继第一次拓荒活动之后，11世纪 的西欧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拓荒活动：法国通过排水改造沼泽地；低地地区围海筑堤造良田 ；德意志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东部地区殖民；意大利地区蓄水灌溉滋润土地；英国大量地砍 伐原始森林[12]（P231-234）。奇波拉认为，在10至13世纪之间，开垦土地的活动已经成 为一种经常性的对荒野的征服[13]（P156）。这个历史时段的拓荒活动产生的结果是多方面的 ：首先，拓荒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改良了生产工具、改进了生产技术，这就使家庭的单耕 独做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单耕独做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经营土地的方式，庄园的自营地的数 量在减少，租佃土地的数量在增加。租佃制的经营方式增强了耕种土地人的自主权，为了能 够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土地，因地制宜，这自然导致了农作物专业生产区的出现，农产品的交 流和交换必不可少，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流动。社会的流动不仅局限在物品的交换方面，更重 要的是在人员的流动方面。人员的流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员在地域性的流动，即从农 村向新兴城市的流动，从旧的居住地向新开垦地区的殖民；二是社会阶层的流动，不仅原有 的农业劳动群体发生了分化，而且还形成了市民、商人、手工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更为重 要的 是，在西欧社会中形成了一个与社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新阶层--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自我认识的需要，人们在努力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也在 满足精神的和理智的需要。社会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不仅瓦解了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而 且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移位。新旧贵族的交替、城市议会的建立，无不与社会财富的增加有 密切的关系，人们传统的权威观念被动摇，个人的自我意志在被动摇的权威面前越来越强烈 地表现出来。耕种土地的自主权，城市行会获得的自行管理权，城市的自治权都反映了一种 自主精神。自主精神与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对立，它需要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与权威对话，人 们的思想意识和宗教观念也有了自主的要求。正如曼罗所说的，“12世纪文艺复兴较为显著 的 特点就是自主精神的革命”[14]（P7）。人内心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良知和爱的观念也开始 有了新的内容。勒·高夫评价12世纪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社会集体心态的一次大变化”[1 5]（576-578）。
    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交流和交往方式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在有目的地、有意识地进 行了解和认识，而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是从对自我的了解和认识开始的。中世纪早期西欧社 会的基督教化，把人们的精神和思想都禁锢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因此，对自我的了解和认识 必然要涉及到宗教问题，这是12世纪西欧各地普遍兴起社会宗教运动最根本的历史原因。不 论是提倡“保持基督纯洁”的卡塔尔派还是主张“回归贫穷教会的”韦尔多派；不论是奉行 “基督守贫”的法朗西斯修士会还是多米尼克修士会，都在讨论人与上帝的关系。对人的“ 灵魂”、对人与上帝的关系等宗教问题的讨论，实际上谈及的是人的自我价值，是社会的道 德伦理，是社会的价值趋向，涉及到了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圣经》中关于个人道德的观 念吸引人们要自己了解《圣经》，对《圣经》的研习推动了人们学习古典文法和修辞学，对 古典学的学习引起了人们对教父学的重视，古代教父借助于哲学的理论注解和诠释《圣经》 ，使人们对古典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东征的十字军把失传已久的希腊古典哲学带回西欧 ，亚里士多德主义受到了特别的青睐，他的著作到处流行，他的思想被诠释、被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含有自然主义的因素，这和他从事过生物科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他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人，讨论柏拉图提出的“本体论”。亚里士多德还强调知识对认识 的重要性，强调知识的积累，这些都是当时西欧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 和其它古典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使西欧的学者们对自然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哲学成为解决社 会宗教信仰问题的一把钥匙，由此产生了经院哲学。12世纪的经院哲学首先讨论的是人的灵 魂问题，在强调人的个体性和理性的同时，揭示出了理性信仰。理性就是学习、是思考、是 提问、是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创新[16]（P15，19）。对古典文化的再学习开阔了这个历史时期 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的想像力，增强了人的思考能力，使人不仅对自然世界、对社会有了 更多的了解，而且对自身也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就要有知识，知识来源于学习。学习需要书 本，书本种类的增加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最为具体的成果之一，几乎所有的新老学科都有了自 己的基础著作，书的数量也大大地增多了。在此之前的西欧，一般只有修道院才有图书馆， 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仅有200册左右，少量的大图书馆也不过500册。在此之后，有上千藏书 的图书馆不在少数[17]（P326）。
    然而，12世纪文艺复兴最重要成果在于，它创造了中世纪的科学。美国学者贝尔曼说：“ 科学--也就是学术--是来自教学，而不是相反。”[18]（P51）正是出于对罗马法和教会 法教学的需要，11世纪末在意大利的波罗那建立了第一所中世纪的大学。此后不久，为了教 授经院哲学的需要而建立了巴黎大学。德国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克拉森这样说：“每一次较 高的文化都能创造出与之相同的较高的教育形式和较高的学校的形式，欧洲特有的高等教育 形式大学是中世纪中期，具体地说是12世纪的一个创造。当时在波罗那和巴黎已经产生了大 学，1200年之前，按照巴黎的模式在牛津也有了大学。十字军和骑士制度，宫廷文化和市民 自由的高涨，民族语言诗歌的流行，罗马风格的和早期哥特式的艺术，都是这个令人难以置 信的创造性的时代的标记。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科学的和神学的拉丁语文献的繁荣……” [19]（P155）西欧现代的一些人文学科：神学、哲学、法学、诗歌、文学，都是在12世纪建立 的大学中创立的。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建筑学等自然学科也都是在12世纪的大学中有了第 一块基石。12世纪的大学为这些学科培养了众多的知识人才。可以说，西欧的知识分子诞生 于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