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实际上，当时人们并没有把国和家严格区分开来。首部史料文献《尚书》中的“国”、“君”、“社稷”浑然一体，“家天下”成为正常的国家制度。这说明，建立国家之初，国家结构尚较简朴，但人们已感觉到“君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于是便从神那里寻找君权来源。
    《尚书》强调，君权来自上天，“惟王受命”、“受天永命”。因而君主是上天的儿子，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将幸福集中起来，赐给臣民，臣民就该对天子承诺拥护。君主是臣民的最高主宰，是父母，“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当然，《尚书》中还用天命解释君主的更换，但却不能改变君主作天下王、为民父母的本质。
    到了孔子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家国理论，总结了前人的家国学说，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为封建的家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实起承上启下之效。
    《伦语·八佾》载：“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宣扬“事君尽礼”，臣民应该讨君主的欢心，臣子事君以“忠”，君处于驾驶一切人的特殊地位，君君臣臣之大伦不能乱。对臣民应施“德政”，主张以“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伦理原则来统治国家。
    孟子提出“王道”思想，“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可贵思想，然也只是对君权神授论的一种发展，将君听命于神，转为听命于民罢了。但孟子的“君臣之义”有一个新突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⑦这已经从伦理上否定了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关系，与那种“君叫臣死，臣不敢死”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区别。但“君主为尊，臣民为贱”始终未变，人身依附关系未变。
    《礼记·礼运篇》则具体形象地描绘了儒学家们所设计的家国一体化国家制度的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郊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而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样的小康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帝王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在这里充满和谐，以礼义经国治家，家和国有机结合在一起。
    这种“以天子是则是，非则非”的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利用，造成“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粟”的恐怖情形。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关系从宗族本位到家族本位的变化，社会政治关系也随之由宗法制的政治结构向封建君主制的政治结构过渡。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虽然皇帝代替了昔日的“天子”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代替了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专政，家和国在概念上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分，但家国一体在内容上体现得更广泛、更深刻，宗法制度由于数千年的延续，根深蒂固。如果说“世袭”破坏“禅让”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家天下”是历史发展必然产物的话，此时却走过了它的鼎盛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桎梏。
    赢政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⑧意即秦家天下永世不竭。这虽是秦始皇的幻梦，但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不渝的建国原则，不管皇姓如何变换，朝代如何更迭。“家天下”原则丝毫未变。从刘邦大封同姓王以巩固刘氏家族的财产所有制和专制集权开始，以后各朝都承袭此法。自秦汉到明清，历代帝王对有功劳的文武大臣，乃至无功可言的外戚宦官大封其为公、侯，并规定爵位世袭。这些都表明，整个封建社会，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一直奉行“家国一体”法则，家与国紧密结合。
    秦初建，去分封，设郡县，郡下有县，县下有乡，乡下有亭，亭下有里；里有里正，亭有亭长，乡设三老，县设县长（县令），郡设郡守；从中央到地方，形成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统治，各级既对上级负责，更对皇帝一人负责。始皇则独揽大权，“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于此。”⑨为便于统治，始皇统一了全国法律、文字、度量衡、钱币，还规定了“车轨”、“服饰”等。正由于始皇把若大秦王朝看成是秦家天下，才将一统措施规定得如此精细。“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