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唯物主义历史中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个阶段的概括。从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了。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中的哪一时代，国际、国内都还在争论。
    意大利翁贝托·梅洛蒂教授在其所著《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中，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得出结论说：因此，历史“就不会是、也不可能是最终决定了进程的单线发展；相反地，它是具有多种进程而并非没有‘意义’的多线发展和含义转折的事物。”（《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译本第16页）因而他指责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普及说：“这种历史观的传播，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突出例子，关于这一点，应当主要归罪于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态度。”（同上，第22页）并且毫无根据地说：“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试图一下子取消马克思本人提出的亚细亚方式的概念。由此而出现的空白，主要靠任意延长其他几个前资本主义形式--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以及特别是封建主义--来加以掩盖。”（同上，第18页）尤其是在注释中说：“斯大林的观点肯定受到实用主义考虑的影响。在国内，关于亚洲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特点是：即使没有私人所有制，但有一个剥削性的官僚阶级，这同托洛茨基对苏联社会的分析似乎惊人地相似。在国外，有必要使苏联的模式合法有效，并强调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榜样性和典范性以肯定这个‘主导社会主义国家’对领导权的要求，强调他的对外政策在有关亚洲问题上的倾向，以及害怕这种主义会对亚、非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产生反效果。
    毛对于那些看法中的某些内容有同感，但不得不更加防备那些主张这种思想的人或明或暗的种族优越感的解释，他们看来几乎要暗示亚洲同西方有着自然的、长年的联系条件。毛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亚洲社会分析的一大部分（虽然并不接受它的语汇），他却始终强调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光辉的历史背景、以及它的长期革命传统，虽然这样强调同文化革命期间强调的是相反的。
    斯大林自己使五阶段的单线发展理论成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并不感到需要从逻辑上和历史上使之站得住脚。他简单地把这说成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他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接受这种教条的话，他就面临一项自相矛盾的任务：不是去‘发现’历史，而是要根据已经一劳永逸地作为真理而接受的一种先验的模子来‘重新发现’历史。这正是马克思所正确地加以反对的态度！”（同上，第178～179页）
    看来，翁贝托·梅洛蒂教授的“多线论”观点，是由于并没有读懂他作为论据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3页）吃、喝、住、穿，是人追求的根本目的和首要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是古、今、东、西的人们所概莫能外的活动。所以“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同上，第21卷，第29页）而“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同上，第13卷，第8页）由于“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的经验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同上，第45卷，第39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严格按照“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同上，第13卷，第532 页）的唯物主义方法，确立了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因而这个学说是科学的真理，并不是什么“先验的模子”。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传播，证实了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adhominem〔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adhominem〔人〕。”（同上，第1卷，第460页）绝对不是什么“文化帝国主义”和“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态度”所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