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梅洛蒂教授以为是“斯大林自己使五阶段的单线发展理论成为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是过分推崇了斯大林。《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大量的引证，遗憾的是作者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反而抨击“单线”论者“荒谬地把《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图式看作是一种普遍的公式”。于是将原始公社、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说成：“这不是纯属随意的解释，因为它根据马克思的整个一系列著作，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但是那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模式。它忽略了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马克思的思想，至少从1853年起的时期内，他在若干年间（特别在1853年和1857至1860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所写的论述亚洲的文章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一书中，在《资本论》的许多章节中，以及在他晚年的书信和著作中，都有发展。”（《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17～18页）
    首先，翁贝托·梅洛蒂教授将原始公社作为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一系列著作中的思想，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的。因为直至187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认为：“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页）足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乃至《资本论》，都不可能包括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始公社”的思想。
    其次，所谓“传统的单线图式”，是恩格斯“执行遗言”，并“抄录”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而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确立的。恩格斯指出：“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同上，第21卷，第200 页）加上所着重论述的氏族制度--即原始公社制度，以及在全书结束时引用摩尔根所说：“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同上，第203页）指明了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完成了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所谓“传统的单线图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晚年在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的本质以后确立的。
    再次，如上所述，在确立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论述中，恩格斯并没有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因而即使在“传统的单线图式”中，“取消马克思本人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也不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取消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而是早就把它作为奴隶制的初级阶段，包括在奴隶制度之中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越是重要。”（同上，第23卷，第96页）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更明确地指出：“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同上，第21卷，第387页）可见， 翁贝托·梅洛蒂教授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试图一下子取消马克思本人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是无中生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了。
    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制订了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翁贝托·梅洛蒂教授不得不承认：“毛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亚洲社会分析的一大部分（虽然并不接受它的语汇），他却始终强调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光辉的历史背景、以及它的长期革命传统”。这无疑是承认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了的伟大革命家。看来，翁贝托·梅洛蒂教授既不了解毛泽东又相当缺乏辨证法。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亚洲社会分析的一大部分”，就必须否定“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7 页）却必须接受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或明或暗的种族优越感的解释”，实行所谓“全盘西化”。翁贝托·梅洛蒂教授这种反对中国人民“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同上，第398页）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态度， 不仅是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所不能理解和接受，也是任何民族所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