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古代进步史学的代表作，这是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公认的，非常确当的结论。司马迁不畏强御的实录精神；厚今薄古的史学思想，具有唯物论倾向的道德观；以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分析历史的史学方法；肯定经济生活、社会生产决定作用的进步经济思想；以及他在某些问题上对儒家思想的批评，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瑰宝。但是，由于汉武帝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司马迁的思想一方面保持了先秦诸子的学术风格，经常突破儒家思想的藩篱，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正统化倾向。对于后者，过去我们为了突出司马迁史学的进步性，而往往将其归之于时代和阶级局限，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力图客观、系统地对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正统化倾向作一论述，或许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司马迁的史学，并就教于方家。
    一、第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历史系统与封建正统论的萌芽
    春秋以前，由于学在官府，人们对于历史知识的运用，主要着眼于为统治者提供鉴戒，进行道德教育，如《周书·史记解》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国语·楚语》申叔时对太子教育的见解，都体现了这种倾向。进入战国后，由于诸子百家学说的流行，各家为了理论上或政治上的需要，开始按照自己的思想对世代相传的古史资料进行改造，形成了一些对古代历史的认识，但各家对历史的认识，都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系统。从现存的资料看，儒家对上古历史的认识最具典型性。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统一局面的出现，要求有一种能适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历史认识。至武帝独尊儒术后，按照儒家的政治理想来认识古代社会，就成为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司马迁就是从《春秋》大一统之义出发，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各家主要是儒家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形成了第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历史系统。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关于五帝的历史，见于上古记载者甚少，《尚书》、《诗经》所见之时代，仅及夏、商、周、《论语》亦多言夏、商、周三代。只是随着国家统一趋势的出现，才有人将五帝时期作为统一国家论述，如《尧典》、《世本》、《五帝德》、《帝系》等著述，都体现了这种倾向。至于五帝三代的统治者之间是否有血缘亲族关系，则不可确考。司马迁用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国家统一观念去认识古代社会，把见于各种记载的古史材料加以改造、熔铸和系统化，对这一问题作了彻底的论述。
    首先，司马迁把封建社会嫡子继承的原则运用于古史研究，排定了古代帝王之世系及传授系统。建立了一个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系统。《五帝本纪》中认为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黄帝的子孙，《夏本纪》说禹是黄帝的玄孙，《殷本纪》说商人之祖先契是帝喾次妃所生，《周本纪》说周人祖先后稷是帝喾元妃所生，《秦本纪》说秦人是颛顼之后裔，《项羽本纪》说舜是重瞳子，项羽也是重瞳子，项羽可能是舜之后裔，刘邦出身微贱，无显赫的家世可考，就在《高祖本纪》中借神妪之口说他是赤帝之子，帝尧的后代。司马迁还把一些边远诸侯国及各少数民族都纳入这一系统，《楚世家》说楚人之先出自颛顼，《越世家》说越人乃禹之后裔，匈奴是夏后之苗裔。关于这一点，与其说是司马迁民族平等思想的体现，倒不如说是封建大一统思想使然。总而言之，在司马迁那里，古代历朝、列国及各少数民族，其历史渊源都可追溯到黄帝，都是远亲或近族，是一家人，那么他们统一到一个政权之下，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其次，除了编次帝王传授系统以证明他们的血缘关系，司马迁还从疆域范围上论证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国家。《五帝本纪》载黄帝之活动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崆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颛顼之势力所及：“北至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夏本纪》又载《禹贡》之疆域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秦汉时更是广有天下，疆域范围大致相同，并且越来越大。
    第三，司马迁还论证了几种帝王及王朝之间的合理、正当替代的形式，一种是帝王之间的以德禅代，如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这是一种自愿的，非暴力的禅代。另一种形式是以有德取代失德或无德，如商之代夏，周之伐商。虽然以暴力手段，但却是合理的。第三种形式是某一王朝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自取灭亡，而被新的能够适应王道循环规律的王朝所取代。如秦楚之败亡，汉之兴起。
    这样，血缘关系，疆域范围，合理正当的王朝更替形式，构成了司马迁的历史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历史系统中，血缘关系受到特别的重视。即使是传说中传贤不传子的五帝时期，被授于帝位者，即使是具有盛德者，也都是黄帝的后代。而到了后代，帝王子孙之贤明者自然有资格继承帝位，但根据嫡子继承的原则，也会使一些不肖、不贤者继位。这样一来，就难以保证理想的统治形式不被破坏。因此，他又赋予那些贤明、有德的帝王后裔取代无德失德者的权力，解决了王朝更替问题。使他的这一理论更加完备。从此，直接的血缘关系，固定的疆域范围，合理的王朝更替形式，就成为确认一个王朝是否正统的重要依据。它是战国秦汉以来国家统一观念的具休化，为《春秋》大一统之义找到了有力的历史依据，又为秦汉以来封建王朝的合理存在找到了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封建正统论的滥觞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历代史学家处理王朝问题的重要原则，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