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天命思想，还表现在他的思想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上，自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儒家思想中，阴阳五行说颇为流行，司马迁虽曾批评过阴阳五行学说的荒诞，但却又受其影响，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历史：“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以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⑨。这里的“或曰”，正是阴阳五行家言。司马迁的思想还受到先秦以来神秘思想的影响，相信筮占、龟卜可以显示神义、天命。“摓策定数，灼龟观兆，变化无穷”。“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耆龟，不易之道也”。“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吉，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终被乾溪之败”⑩。真是应验不爽。
    由于司马迁承认天人之间存在着相应关系，因此他很重视这种关系，希望统治者能从各种异常的天象变化中有所警惧，“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风云，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11）。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情况下，司马迁所讲的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化了的，它可以给地上的统治者以褒奖，警惧。而人也可以预知天命，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天命，甚至改变天命。这是司马迁天命思想的一个层次。
    在另一些情况下，司马迁思想中的天命，又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这时他说的天，似乎是代表了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趋势，具有理性的色彩。如他在论述秦的统一时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12）《魏世家》从魏的灭亡这一角度谈到这一问题时司马迁又说：“说者皆日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以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在这里，道德、智慧、地理形势、人的作用都不起作用了，统一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灭六国，是顺应了这种历史趋势。所以尽管秦之德义、兵力并不是当时最好最强的，秦始皇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必然，秦之成功就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趋势使然。他在讨论汉之兴起时，也体现了这种倾向：“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纵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13）这里的天同样是一种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反映。这种认识，形成司马迁天命思想的另一个层次，这种天是非人格化的，具有理性色彩的，它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一种朦胧的认识。在中国古代，用天意来解释、表达历史必然性，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独司马迁为然。我们在研究司马迁天命思想时，一定要分清其层次。
    四、对人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探讨和道德决定论
    历史循环论讲的是朝代更替，政治形态变化的规律，但是五百年一个循环周期太长了，有许多重大事件都无法用循环论来解释。天命论讲天的赏善罚恶，而天毕竟太辽远了，会使人产生依赖与幻想。因此，仅仅从循环论、天命论来解释历史，就会使统治者放弃个人努力和道德修养，坐视历史周期的自然演变，或依赖天命。这样一来，史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这就促使司马迁从人的角度来探讨历史发展的原因，当然，在司马迁看来，能够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是统治者。根据司马迁的历史系统和正统论的原则，既然历代帝王都是古圣贤王的后裔，都有资格作帝王，那么为什么有的国祚绵长，有的却旋踵即亡呢？为什么有的骤然兴起，有的却迅速灭亡？为什么有的国势强盛，有的却积弱不振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司马迁引入了道德决定论。
    司马迁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取决于一代帝王之行为能否顺应历史循环的周期，更主要的则是取决于帝王的道德状况。如黄帝之兴起，就是因为神农氏道德衰薄，而黄帝能“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14）。故能取而代之。夏之兴起，则是由于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15）。周之兴起是由于周人历代祖先都有令德，至文王，又“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16）。就连年轻时行止有似无赖的刘邦，也是“仁而受人，喜施，意豁如也”。颇有帝王之德。而一个王朝的衰亡，也往往是由于帝王的失德。夏之灭亡是由于“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17）。商之灭亡是由于纣之荒淫失德，溺于酒色，嬖于妇人，百姓怨望而诸侯叛。一个朝代国势是否能振作，也主要取决于帝王的道德状况，如盘庚能修汤之德，使殷国势复振。周穆王不能以德怀远人，使国势削弱。有德者昌，无德或失德者亡，在司马迁看来，是历史的必然。
    为了使道德决定论具有更大的社会威慑力量，司马迁还认为，帝王的道德状况不仅能决定当世之盛衰兴亡，而且能够荫及或祸及后代。如“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常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18）。《陈杞世家》中列举了唐虞之际有功德臣11人，“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余乃为显诸侯”。又论王翦为秦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没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19）！
    司马迁的道德决定论，从本质上讲，是唯心主义的。它是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价值观的体现，他所说的道德，尤其是政治道德，主要是以儒家的仁政、德治为标准的。但是，他把人本身的行为与道德状况作为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加以考察，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这种理论对于限制帝王滥用权力、荒淫失德，会产生制约作用。因此，道德决定论就成为封建社会正统史学家们认识历史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