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论
    上述几个方面构成了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主流，他继承并系统化了儒家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建立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式。此后，天命论成了论证封建统治秩序永恒性的理论基础。循环论、正统论则成为解释王朝更替、帝王禅代合理性的依据。道德决定论和礼治思想，成为历代史学家解释治乱兴衰的工具。这几方面相互结合，构成了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正统倾向，奠定了封建正统史学思想的基础。诚如袁宏在《后汉纪·序》中所云，“史迁剖别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己也，信足以扶明义教，网罗治体”，正是对司马迁史学正统倾向的肯定。这也正是《史记》得到统治阶级承认，成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原因。
    通过对司马迁史学思想正统化倾向的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司马迁史学思想中，正统倾向与进步因素同样明显，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一个集正统与异端于一身的史学家，之所以如此，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是汉武帝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使然。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处于政治上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对思想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王国势力的存在，使得诸子之学在秦代暂时沉寂之后又有所复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加强，对学术界的放任就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政治形势所不容，而需要在思想上定于一尊，《春秋》公羊学迎合了这种政治需要，董仲舒从《春秋》大一统之义出发，向武帝提出了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而且要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即建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武帝接受了他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理论基础的核心。当这一局面形成后，儒家思想进入史学领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其次，从司马迁本人来看，他在思想上深受儒家思想尤其是今文经学的影响，他既曾从孔安国问故，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其思想很自然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倾向。从政治上看，他是一个日夜思想竭其不肖之材力以效忠汉室的封建官吏，因此，司马迁把儒家思想作为其作史的指导思想是毫不足怪的。第三，儒家思想之进入史学领域，也是汉初以来史学发展在理论方面的一次优化选择。我们不能用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来解释儒家思想进入史学领域的全部原因，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本身为史学家提供了当时最为完整系统的认识历史的理论。这套理论本身尽管存在一些谬误、缺点，但其中仍不乏合理因素，如仁政、德治等观念，在封建社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把儒家政治理想作为理想社会的楷模，用神道设教，利用史学惩恶扬善，作为一种社会镇慑、监督力量，这些后来成为封建正统史学组成部分的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司马迁将儒家思想系统地引入史学领域，未尝不是史学进步的表现。所以，我们承认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正统化倾向，丝毫也不意味着贬低司马迁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恰恰相反，它有利于我们克服片面性，更准确、全面地评价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伟大作用。
    注释：
    ①《史记·高祖本纪》
    ②《史记·文帝本纪》
    ③《史记·历书》
    ④《史记·天官书》
    ⑤《史记·乐书》，论者多以为《乐书》除小序外，已亡，后人抄《荀子·乐记》以足之。笔者以为不然，理由如次：（1）《史记》之作， 本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整齐百家杂语”，“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因袭前人史料乃是意中之事，书中亦往引他人之语以为代言。不能因《乐书》内容多为《荀子·乐记》之内容即指为伪。（2）司马迁倾向荀子之学，李长之先先已有论列，荀子对礼、乐的论述，又为古代至论，司马迁采其《礼论》、《乐记》之文以成《礼书》、《乐书》是极可能的事。（3）考今《乐书》小序及“太史公曰”， 其思想颂向正与《荀子·乐记》相同，纵观全篇，篇前小序，篇中内容，篇后“太史公曰”各部分融会贯通，浑然成篇。虽内容采自《荀子·乐记》，仍可作为研究司马迁思想的资料。
    ⑥⑦⑧《史记·天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