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尊孔崇儒，推重礼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儒家正统地位
    先秦乃至汉初的一些学者们在讨论先秦学术时，都只把儒家作为诸子之一加以论述，孔子的地位也并不很高。自汉武帝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地位上升到为汉制法的圣人。司马迁从历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孔子。《史记》中设世家以记诸侯传国者，孔子以思想家身份而入世家，这本身就是一个特例。《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的家世，标榜他是圣人之后，记他的出生年代、地点，描述他的相貌、身高，童年的各种表现，多次标出他的年龄，甚至有关篇章中记他的生卒年代以及他的重要活动。这种写法在《史记》中是仅见的。如果以上记载尚可用沿袭前人记载或受时代影响来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看看司马迁发自内心的对孔子的景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20）这是何等的敬仰。
    关于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司马迁接受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或经过孔子的整理，“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三百五篇孔子皆歌弦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又因史记而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字而指博”。“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21）。既然六经是孔子所作或经过孔子整理，那么其中自然包含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22）。这就是说，六经不仅仅是孔子对当时社会弊端的认识及救弊的方案，而且对于后世的社会政治生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孔子为天下后世制定的仪法。那么它们对于现实的作用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23）这样六经就成为指导政治生活的仪法，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加强道德修养的标准。司马迁这种认识，正是当时史学界对儒家正统地位的认同。
    对于被儒家视为至善至美的礼乐制度，司马迁也十分推重，认为它是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的美制。对于礼，司马迁认为，是一种限制人们社会需要的规定，人对于社会地位、物质财富、生活享受的追求是无休止的，而礼则正是对社会各阶层的这些需求加以限定，它规定了“君臣朝廷尊卑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24），司马迁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礼的重要作用，认为礼是关系历代国家兴衰治乱的关键，对于统治者来说，它是“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只要礼的观念深入人心，就会变成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会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限定在封建统治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因此，礼不仅统治阶级要遵行，而且要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准则，行为准则，方能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反之，如果“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25）。这样就会导致大小相喻，社会动乱，破坏统治秩序。
    对于和礼有密切关系的乐，司马迁认为它是和礼相辅相成的，礼制是对人们物质享受的规定，而乐则是对人们精神享受的限制，“凡作乐者，所以节乐”，礼与乐的关系是“礼别异，乐统同”（26）。即礼规定了人们社会等级地位的不同，而乐则起着使全体社会成员在不同中求同的作用。“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间，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亲附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样就会使全体社会成员产生一种社会向心力。故乐有益于教化，有益于统治，可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雅、颂之音理而民正，{K1AC02.jpg}{K1AC02.jpg}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它可以从内心深处激发人们自觉遵守礼制，“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认为：“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27）礼乐制度的破坏，就会导致封建统治秩序的废弛。
    司马迁尊孔崇儒，推重礼乐，在史学史上影响至深，董仲舒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肯定、确立了孔子的地位。而司马迁则从历史的角度确立了孔子的地位，在史书中第一次系统、完整地为人们塑造了孔子的形象。肯定了儒家正统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论证了作为儒家政治理想具体化表现的礼乐制度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尽管司马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认识有悖于儒家正统思想，但他还是第一次将儒家正统思想系统地引入了史学领域。固然，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之后，史学家们运用儒家思想写史、是历史的必然，但司马迁的示范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