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儒家思想在司马迁史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因为在思想上尊孔崇儒，也就很自然地影响到了司马迁的史学实践，在他的史学活动中深深留下了儒家思想的印迹。首先，司马迁把儒家经典作为考订史料的标准，“夫学者载籍极博，犹须考信于六艺”（28）。凡符合六经记载者，则为可信史料，不符合六经记载者，则指为不雅驯。《大宛列传》云：“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又如当时流传的《五帝德》、《帝系姓》等著述，当时人对其可信程度就有疑问，以至儒者或不传，而司马迁却认为它们可以与《春秋》、《国语》这些经典相表里，“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29）。这是认为这些著述的思想倾向与儒家经典一致，故采为可信资料。在儒家经典中，自然包含了许多可信资料，但也有不少是附会的，司马迁把六经作为考信标准，与其说是认识到了六经的史料价值，倒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儒家思想的尊崇而将儒家思想作为考订史料的思想标准。
    其次，在上述认识基础上，司马迁作史时就把儒家经典的记载作为可信史料使用，据金德建先生考证，《史记》中采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尚书》的所有篇章，商、周两本纪则有不少采自《诗经》：“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30）。其余采自《论语》、《左传》者亦甚多。
    再次，把儒家经典的社会作用作为收录历史人物作品，记载历史人物事迹的标准之一。《史记》很少收录文人作品，但《司马相如列传》中却收录了他不少作品，司马迁对这一作法作了如下的解释：“《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31）。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司马迁也采取了这种态度，如《滑稽列传》云：“六艺于治一也，……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六艺既有益于治道，滑稽言谈中理，亦有益于治道。司马迁的这种作法，开启了后代史学家以是否符合儒家思想作为收录人物作品、取舍人物事迹标准之先例。
    复次，司马迁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史学实践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这方面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之文及孔子言论评价历史人物、事件。如《宋世家》云：“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考正父美之，故追道汤、契、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这里既采用了孔子的言论，又采用了公羊家的说法来评价历史人物。《文帝本纪》引“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张释之冯唐列传》评价这二位历史人物云：“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管晏列传》引《孝经》：“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来评价管子。又引《孝经》：“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来评价晏子。这类例证很多。更常见的形式则是用儒家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分析历史现象的依据。除前文所举之道德决定论外，以儒家的“仁”、“德”等观念评价历史人物也是随处可见，如《燕召公世家》云：“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又如《陈杞世家》云：“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在价值观上司马迁则深受儒家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影响，《孟子荀卿列传》云：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正是在这种重义轻利价值观的指导下，他肯定那些尊节守义之人，如《太史公自序》评价伯夷、叔齐二人：“末世争义，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刺客列传》则肯定豫让义不为二心。反之如果蔽于私利，利令智昏，则一定会导致败亡。《范睢蔡泽列传》云：“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避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贪利而不止也！”《张耳陈余列传》又云：“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背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太史公自序》评田叔：“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