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迎汪拒汪之较量
    共产党人在“三二○”之后对蒋介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事变初起，上海中央马上判断这是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惹起了蒋介石之疑惧”。在得知苏联布勃诺夫使团的判断和处理意见（注：有关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这时在广州得出的判断及其处理意见，可详见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376页。）之后，陈独秀更公开发表文章肯定“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其言外之意，中共绝无倒蒋想法，中共敢公开宣布：谁要想倒蒋，谁就是破坏革命势力的统一，谁就是反革命[27]。但是，随着“五一五”整理党务案通过和蒋大权独揽，并公开提出一党专制的主张，共产党方面对蒋的疑惧之心也迅速形成。蒋介石自然被列入到“将来之敌人”的行列中去了。
    确定蒋为“将来之敌人”，是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说法。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蒋介石估计不足，实际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原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现在看蒋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之统治，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这也就是说，现在对蒋，既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联合不行，不反对也不行。“‘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主张是：“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会议据此通过的决议强调：必须采取“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的策略，以此来争取国民运动的领导权[28]（p169,176）。
    然而，既然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之际，提出“争取领导权”的任务，这是否适宜呢？与会者中有人提出：这“是否会导致将斗争重心从帝国主义和军阀身上转移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广大群众是否会将这个口号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列入反革命阵营？而提出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任务，是否意味着要小资产阶级跟我们走？”这样做“是否对国民党的作用估计不足”？这些意见显示，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新形势下国共关系的极端脆弱性了。只是，这样一些意见并未引起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注：陈独秀在《关于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的情况报告》中的有关文字。）。不仅如此，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授意下，陈独秀这时还专门发表文章，与蒋介石的北伐方针唱对台戏、大泼冷水，并暗中影射批评蒋之独裁做法。他写道，“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对于推倒军阀，也“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中还“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在他看来，现时国民政府的责任，不仅不是北伐，反而应当是为巩固广东根据地而进行“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应是响应北伐，而应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29]。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一出来，顿时在热火朝天地准备北伐和宣传北伐的广东引起大哗。黄埔军校的众多学生强烈地表示反感，黄埔特区党部上书中央党部提出控告，教育长邓演达不得不跑去找鲍罗廷，请他出面帮助平息校内的激愤情绪。北上途中的蒋介石也异常愤怒，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责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30]（p660-661）。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其实就连广州的鲍罗廷也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