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学危机”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年，在“危机”的语义、内涵、范围、界标等方面，学者们也发生了许多争执。其实，不管如何看待史学的现状，不管是否承认史学存在不存在危机，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伴随着出书难、读者稀、门庭冷落的情势，通过前一段的讨论，触发、加深了史学界的忧患和反省意识，史学界的那种沉闷空气，历史学者沉湎于古董、典籍之中的那种雅兴、那种清高、那种孤傲、那种自我陶醉、那种自命不凡，都在忧患和反省的氛围中得到了冲击。如果不是虚与委蛇、敷衍塞责，或是有意的、固执的抱守残缺，学者们对此应该表示欢迎，应该在忧患和反省中奋起，使史学展现出它的社会功能。
    史学本身是否具备社会功能？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鲁迅所说的“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华盖集·忽然想到》）；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页）；《孟子》中记载的“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等等，都明确无误地标示和意味着史学的社会功能。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也开宗明义地说：“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到的那些伟大的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应有的光彩”。史学若没有这种鉴古知今、资治垂训、明理富聪的功用，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成了饱学之士的适闲玩具。
    当然，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其社会功能的显现，需要史家的主观能动，需要在搜集、钩沉、排比史料和撰写、叙述历史时注入史家的意念与思想，使逝去的历史变成“活着的”历史，使历史与现实衔接起来，达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体验和照察。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柯林武德才说：“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品评）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若抽掉了思想，历史或史学就将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历史的观念》，第244页）。所以克罗齐才说：“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8页）。 而中国的传统史学恰恰就是一种重考证轻思辩、重纪事轻精神的史学，恰恰犯了缺乏思想、徒具躯壳的毛病。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也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说：“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这种史学曾被柯林武德讥笑为“剪刀加浆糊”，曾被巴勒克拉夫等人讥笑为“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实际上，多一点自省，少一点自傲的话，说中国的史学在更大的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历史编撰学并不过分。由于传统力量的巨大，由于师承生接的思维模式过于僵化，由于传统史学方法的根深蒂固，目前的史学研究仍然留有上述弊病的遗痕。
    我们说中国的史学缺乏史家的意识和思想，并不等于说史家在对待历史资料和历史事件时不具备思辩的能力，学者们还不至于如此低能和可怜，问题在于学者们的“思辩”还多停留在初始的归纳和抽象上，为历史而研究历史，为过去而研究过去，把精力过多地放在“求真”与“求实”上。注重历史的源流，而不注意古今的关系；注重历史的摹写，而不注意现实的投影。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超然物外，乐此不彼。在这里，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就仅仅成了文化衍蕃意义上的学术功能。
    二
    如上所述，史家的意识与思想注入历史研究之中，史学的社会功能才有可能显现，象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考实”、“考证”、“笺正”、“辩析”之类的选题与著述，除了它的“学术”价值外，很难想象能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什么。一般地说，史家的思想必定是时代的产物，必定是随着时代的脉膊而跳动。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既是时代选择史学，也是史学选择时代，当历史与时代合拍时，史学的意义才能凸现出来，“收集死凭证与写下空洞的历史是一种替生活服务的人生活动”，“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生活当中不需要的历史只是躺在墓室中的“尸骸”（《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2页）。这种尸骸或者说毫无意义，或者说只具有潜在意义。历史的复活或被埋葬，均视现实生活为转移。比如说，农民起义的历史在先前并没有受到旧史家的注意，只有当“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农民起义推动历史”的理论与思想时兴时，才被光顾和青睐，眼下又不知受到什么意识的支配，又被冷落了。这就意味着“活的历史”有可能变成“死的历史”，死的历史——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也“会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辉所扫射，并再度发言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带有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
    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是历史学者的职责和目的之一。通常，历史被看作是导向现在的一个连续因果进程，历史学者所做的工作是系结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或桥梁。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之所以在二十四史连续不断地记载地震、日蚀、月蚀、慧星等奇异的、不寻常的自然事件，并不是因为其对自然科学史的关注和留恋，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神灵示警的征兆，以此可以对当道进行某种提示、讽谏或干预；帝王们也借以施善政、抚民心。同样，之所以记载某种事件、某种言行，目的也是在于以史为鉴。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学史，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不可分离。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加以细心的清厘，就不难发现，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方面，存在着若干不足和缺憾。
    一是过分地强调“以史为鉴”，强调“资于治道”。中国史学的这种偏向和功能在史学的滥觞时期已经表现出来，如在较早的典籍《尚书》中，统治者就意识到，“人无水鉴，当于民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正由于统治者领悟到史学的这种鉴于往事的功能，所以历来对史家倍加重视，设立史馆，设置史官，不遗余力。这从史学的延续、发展来看，也许大有益处，但是史家也从此被绑在了权力与政治的战车上，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而史家也津津乐道于编写千篇一律的正史和资治通鉴。在这过程之中，历来被人推崇和标榜的“秉笔直书”、“直笔无隐”之类的信条和原则，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标签、一种纸糊的桂冠；而充斥于史书《凡例》、《卷首》中的“恪尊训示”、“仰奉圣裁”、“秉承训示”之类，才是其真谛和实际。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变成了单一的历史和政治的关系，历史成了统治者的御用工具，成了统治者手中的教科书和谋权术；历史对现实的诸多启迪和功用也就渐次削弱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