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缺乏时代气息，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变革相距遥远。从中国的史学传承来看，似乎找不到明显的时代烙印。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统一时期也好，割据时期也好，汉族兴邦也好，少数民族立国也好，开关互市也好，闭关锁国也好，史学家都心如古井，反应都特别迟钝，都一直埋头于萧规曹随的治史承袭，这正象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所说的那样，自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中国的这种史学方式与西方的史学相比，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比如中世纪基督教兴盛时期便有所谓的“基督教史学”，启蒙运动时期便有所谓的“启蒙运动史学”，浪漫主义时期便有“浪漫主义的史学”，科学发展时期便有“科学的史学”等等。西方的史学是大起大落、跌宕多姿的，从西方的史学中可以体味到时代的气息，可以把握到时代的脉搏，也可以看到史学对现实的参与和干预；从中国的史学中更多的是只能看到史学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与现实始终保持着距离，“治史易，治当代史难”的幽灵始终在游荡。
    三是乐于校勘、考释而“稽古右文”。这一方面是渊于史学与现实的距离感，惧怕触犯当道，惧怕权势的枷锁，清代康雍乾时期“文字狱”的猖獗与“乾嘉史学”的兴盛最能表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是由于史家的治史观和史家的美术观。在传统上，校勘、考订之类最能体现学者的博学和功力，否则，则难免授人以柄，如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史书提要中，多有讥讽以往的史家和史书“是非颠倒，疏于考证”之处，对郑樵的名著《通志》就曾议论道：“盖呆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四库全书总目》卷50）。在这种风气之下，历史被固定在学术圈内，历史与现实离得越来越远，史学对一般民众来说也变得隔膜起来。
    应该注意到，中国几千年史学的“繁荣”，一方面为后世留下了炫耀的资本，所谓“中国在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发达”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这种炫耀的注脚；另一方面，史学的传承性和中国人的讲求传统，又为后世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后来的治史者自觉不自觉的受到传统史学的规范。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时下的一些讨论，要么拘泥于史学为政治服务而忧心忡忡；要么认为史学非应用学科，史学是学术而非工具，对史学为现实服务不屑一顾。此盖源于“以史为鉴”、“资于治道”或“稽古右文”的传统史观。
    的确，“以史为鉴”、“资于治道”的传统史观和模式，对史学为现实服务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在“以史为鉴”的幌子下，往往是“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衷”（《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家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凿空生义，曲笔隐讳”屡见不鲜，经常以君王和权要的准绳来衡量历史，历史的本来面目与历史的是非在许多情况下变得无关紧要。也许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所以连鲁迅先生也发出了宁可信野史不可信正史的感叹。而胡适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说，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实践，又加重了人们的疑虑和惊悸。这样一来，史学为现实服务变得浑沌不清了。相比之下，以“稽古右文”为标榜的辩伪、考证之学，虽然耐得几番寂寞，虽然难免门庭冷落，却是清者自清，高雅的很。
    笔者以为，时代的变革需要有变革的史学与之适应，要想摆脱史学的不景气状况，就必须将史学与现实结合起来，史学为现实服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趋势。
    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史学为现实服务理所当然的包括了“史学为政治服务”这样一个课题，否认这一点对此加以拒斥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没有任何思想倾向的历史学家是很难找到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史学为政治服务——或者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历史教训，或者从典章制度中延伸、修复与发展现实规章，或者用过去的历史来照察或解释当代事件，或者将当代的事件在历史中寻找范例或模式，都必须真诚地正视过去，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点，“真实地说明过去是历史和历史传记的真髓，是区别于一切其他文艺部门的特点”（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60页）。在这个原则之下，“知道或认为自己知道一点前车之鉴的历史学家，有权力也有义务把这种屡验不爽的历史教训指出来”（同前，第264页）。 我们所反对的是那些趋炎附势的史家的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事实的“为政治服务”，如前所述，这样的为政治服务，是对历史的无情阉割和嘲弄，只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走向历史蕴意的反面。同时，我们也反对为了某种目的，简单化的对待历史。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图解式的临摹，也很难探寻出历史的真谛，也很难总结出历史的经验。
    而需要更进一步指出的，历史为现实服务，又决不能止于史学为政治服务，它的内容和范围要宽泛得多，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风俗的等等历史状况和事实都有可能与现实衔接起来，诸方面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在与现实照面的过程中，都会得到新的“体现”和升华。事实上，一些现实生活中难以一下说清的事情，在历史典籍和历史性的行为传承之中反而很容易得到解释，比如中国人的鬼神观念、赌博习尚、重厚葬、喜多子等等，都可以通过社会风俗史的研究来寻其源、求其解。这方面的事例非常多，故不赘。
    三
    史学只有为现实服务，只有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有可能在危机中一转而盛。我们就是在史学为现实服务这样一个视点上，来考察史学的重新选择。
    眼下，史学的重新选择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条件。一方面，纷纷扬扬的史学危机的讨论已经为正统的或非正统的历史学者注入了反省的意识，无疑，危机正标志着转机的诱因和契机；另一方面，改革与开放使中国正处在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变动时期，我们第一次有可能在一个充分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参照体系中，用现代精神来审视中国的一切，第一次有可能排除忽左忽右的飘移不定的思想的干扰，以百花齐放的原则来正视历史、拓展视野。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史学的重新选择和导向史学的繁荣呢？笔者以为，下述四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