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史学观念的更新。这里不准备作泛泛的讨论，只将其限定在两个范畴之内，一是需要厘清历史学本身的两个层次，即基础史学和理论史学。基础史学包括了史料学、考证学、辩伪学、编撰学之类，相对理论史学来说，这是一种低层次的、基础性的工作，正如巴格比所说：“那些只在档案中开掘的人们，其耐心而恭顺的劳作，难得被恭奉历史编撰的称号。这些人是历史的研究者，而不是历史学家。他们的努力的成果埋没于成千的学术刊物中，直至被真正的、艺术家式的历史学家那神来之笔发掘出来，并使之复生“（《文化：历史的投影》第51页）。理论史学则是在基础史学之上用某种理论去解析历史，对历史作宏观的探讨，既能叙述、描绘历史的表象，又能解释、探究历史表象背后的蕴意，这也正是“真正的、艺术家式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按巴格比的说法，眼下是“历史的研究者”太多，“历史学家”太少。而由于种种原因，由于“博学”和“功力”的炫耀，致力于基础史学的“历史研究者”反而洋洋自得，自认为或被恭奉为历史学家；致力于或准备致力于理论史学研究的学者反遭冷落。这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二是需要重新认识史学的学术性。这是由上述延伸出来的问题。当然，历史研究必须要有史料，要有相应的辩伪、考证作基础，“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领域，都必须从既有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页）。我们也不否认，在辩伪、考证的过程中，也有相应的理论归纳和抽象，这种归纳和抽象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也许多有可取之处，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则往往是初始的，因此，在对这方面的成果评估方面，不应过分地把其置于高层次的学术之列，重考证轻思辩的倾向必须予以纠正，而这种纠正也必须与史学成果的评估结合起来，给那些致力于宏观研究、致力于规律抽象的历史学者以应有的学术地位。只有造成一种新的学术氛围，才有可能避免史学界一家独尊、一枝独秀的局面，才有可能把史学家从细微的、烦琐的甚至毫无意义的考证中解放出来，将其导向于对现实有启迪的研究之中。
    第二，史学理论的应用。较高层次的史学研究，当然要有史学理论作指导。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其它史学理论。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对其它史学理论则采取拒斥的态度。勿庸讳言，一些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实际上并不见得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些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标签，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抽象化了，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无情的阉割和背叛。由此，造成了理论的僵化，也造成了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犹疑和反感。现在，人们往往谈论“回归”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所谓“回归”，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尚合情合理，所谓“发展”，则是有疑问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是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对一些新的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大可不必冠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头衔。对史学研究来说，应用单一的或多种多样的史学理论都是无可指责的。况且，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主要理论和论述并不在史学理论方面，在某些方面，并不见得有其它职业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论述周密。笔者以为，我们既不能因以往的失误而反感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历史研究仍然是必须的，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我们也反对不分事实，不切实际的言必称马列，在历史研究中，象兰克的实证主义理论，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历史文化比较理论，费弗尔和布罗代尔的历史综合理论，马克思·韦伯的宗教伦理理论以及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的心理学理论等都有其独到的功用和意义。多层次、多元的史学理论实际上处于一种综合效应的互补地位，任何偏颇和拒斥都无益于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第三，史学新方法的引入。如果说理论是一种导引，那么，方法则是一种工具。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任何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功用。过分的偏狭和奢望都是不切实的。我们并不反对在史学研究中运用传统的方法，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新方针的引入，诸如“老三论”、“新三论”、“计量史学”、“解释学”、“现代动力学”等等，至少应该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允许试验、允许失败。当然，目前一些运用新方法的成果并不尽人意，死搬硬套随处可见，至于应用新方法较好的一些著作，比如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等，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方面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也多少增加了一些授人以柄的口实，不过，这只是在引入和试验阶段难以避免的现象，当然不能因噎废食。
    第四，史学领域的拓展。过去，由于思想的禁锢，史学研究的领域总是局限于那几朵金花，局限于那狭窄的一隅，许多方面无人问津，有血有肉的异态纷呈的历史变成了残缺不全的骨架，这当然有碍于史学社会功用的发挥。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兴趣的转移，一方面，新的研究领域，诸如社会史、农民史、心态史、风俗史、宫廷史、甚至乞丐史、赌博史、娼妓史等等都必须加以开拓；另一方面，原有的研究领域，也应注入新的内容，比如农民战争史，应该注意真正的农民起义和为患为祸的“匪”与“盗”的区别；比如经济史，除了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研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等等外，还应注意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政策，研究和平时期和非常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和趋向。这些研究都有益于全面地认识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同时，还应该注意纠正历史研究中厚此薄彼的倾向，对任何历史课题的选择和研究，只有意义大小、水平高下之别，不存在高雅和粗俗之分，如果偏执的认为赌博史、娼妓史等课题的研究不登大雅之堂，那么，类似的课题也仍将付诸阙如。
    无疑，观念的更新，多种理论的并举，新方法的引入以及研究领域的拓展，都有利于史学选择的导向，这种导向最终将与时代的发展归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