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兰克史学与民族主义
    19世纪这一被欧洲学界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中后期，兰克史学在德国甚至欧洲独步天 下 。利奥波尔德·冯·兰克（1795-1886）于1795年12月生于萨克森图林根地区的一个路德教中 产阶级家庭。兰克的童年时代是在法国军队占领德国，德意志民族的“奇耻大辱”时期 度过的。1814年在拿破仑在莱比锡的“民族大战”中失败后不久，兰克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 。现有的兰克传记的作者几乎都众口一辞地认定尽管当时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震动人心和值 得纪念，但年轻的兰克“并未表现出任何兴趣”，而是潜心专研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是， 新近揭示的图书资料显示兰克在大学期间不仅研究了路德著作，景仰歌德，钻研康德的《纯 理性批判》，而且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费希特。费希特的《告德国同胞书》使兰克“无 限钦佩”。兰克曾批评当时德国的政治家们“不懂宪法，只看警察的脸色行事：只知到自己 的沙 发，而不知道祖国”[4]（P232）。可见，尽管当时梅特涅的旧秩序统治了欧洲，在浪漫主义 处于高潮时兰克并非未受影响，而且产生了民族激情。
    兰克在治史方法上提倡“据实记事”，声称欲使历史“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去其致用之 念”。他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里说：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 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而“本书的目的只是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这句名言不断为历代史 家所引用，成为历史主义治史原则的圭臬。殊不知，兰克被当作一个客观主义的史学家，进 而又演变为实证主义的“史料即史学”（傅斯年语）的实践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解。错误 在于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兰克的治史原则，而不是他的史学思想，特别是兰克史学与德意志民 族主义成长不可分割的关系。拿破仑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推动了兰克史学的诞生，19 世纪20年代后德国统一的趋向也需要史学的关注，兰克的主要著作完全体现了这个时代主题 。
    以1824年兰克出版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为例。无论从学术意义还是从 当 时的现实意义上来看，兰克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 现在”。这部书的首要新贡献是证明了欧洲的罗马--日尔曼世界的统一性的思想，即兰克 所说“我视拉丁民族和日耳尔曼民族为一个统一的民族”[5]（P222）。在欧洲启蒙运动中， 是通过基督教会而直接承袭了古希腊文明，即后来A·J·汤因比所说的它们的关系类似“母 子关系”。他们认为罗马是精神首府，从拉丁语到法语是知识生活的语言。而提及日耳曼民 族，不禁使精英们联想到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毁坏文化的“汪达尔主义”等。他们对日 耳曼民族的认识还停留在公元98年塔西陀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上，认为日耳曼民族“知 识浅陋，不懂任何艺术”。兰克以大量的史料考证了欧洲统一问题。他认为欧洲既不是统一 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也不是统一于欧洲这个共同地域。欧洲的中世纪文明是罗马因素和日耳 曼因素的融合。日耳曼民族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许多文化因素，并同自己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 ，才产生了欧洲的国家和教会制度。因此，德意志人决非是没有自己文化的劣等民族，日耳 曼文明与拉丁文明一样是欧洲的主体文明之一。这是兰克在求真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学术研究 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追求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最初体现。所以，该 书受到保守的德国学术界的“欢呼祝贺”，高度评价为是“创见如此之高，如此醒人耳目” 的著作。
    兰克历史著作的特征是以政治史为骨干，以民族为范围。兰克认为历史研究首先应当集中 于 “那些在历史上发挥过特别重要和积极作用的国家，分析它们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它们之间 进行的较量以及它们在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发展”[6]（P227）。他认为普鲁士就是这样国家之 一。兰克的其它著作，如《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九卷本的《普鲁士史》 、《腓特烈大帝传》和《德意志诸强国和君主同盟，1780-1790年》等都体现了强烈的民族 主义感情。在这些著作中，兰克揭露了教皇的专横残暴、诛求无厌的聚敛，为宗教改革申辩 ：追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起源和成长历程，研究普鲁士作为一个强国的兴起等。无一不与 思考和抉择德国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在政治史研究中，兰克特别强调国家“民族性” 的重要，他强调“没有精神的支柱和力量，任何国家都难以坚持和存在下去”。他又认为 “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于它们的民族特征”。在1850年代出版的《16、17世纪法国史》和《 17世纪英国史》中，兰克对这两个欧洲主要民族的特征作了并非完全客观的比较。兰克提出 ：法国人民“经常使他们的邻居处于紧张的状态；他们有时解放被压迫者，但更多的时候是 压迫自由人民”[7]（P199）。在《英国史》中，兰克把英国民族的特征描绘为他们不是关切 其军队在国外的光荣业绩，而是关切“如何依据法律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兰克认为法国 则经常是政治骚乱的策源地。这些评价当然与兰克的保守历史观有关，但民族情感导致的褒 贬反差溢于言表；法国自路易十四以来的对外扩张给德意志民族造成的伤害实在是难以弥合 。尽管兰克多次申明历史的记载和阐述应力求客观，可是即使在他的著作中叙述同一史实， 涉及德国与其他两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出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完全是由于其国家立场所致 。
    1870年夏秋之交，兰克完成《七年战争》一书。此时毛奇的大军已将拿破仑三世率领的10 万法军围困在色当，多少代德意志人企盼的国家统一近在咫尺。兰克在该书的序言中直言不 讳 的申明此书是对普法战争的“献礼”。众所周知，在7年战争中普鲁士与英国结盟，1756 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突袭萨克森，狠狠地教训了法国的盟友奥地利。战争的结果使普 鲁士得到西里西亚，确立了欧洲大国的地位。兰克公然为腓特烈大帝的扩张辩护，说他“ 在那个特殊时机是要求和平的”，他之所以“一向力图进一步侵占”，是为了“以求保障他 已得到的领土”[8]（P205）。这几乎是用不言自明的历史学家的潜台词为普法战争辩护：俾 斯麦之所以侵入法国，是为了保障南德四邦加入北德意志邦联，力求完成德国统一。在这里 ，兰克的民族主义就要发展为民族沙文主义了。
    可见兰克史学的精髓绝不只是回答“是怎样”的问题，而不对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价值判断 的“客观主义”。他承认，“历史学家活着就是为了理解或学会理解每个时代自身所具有的 意义”[9]（P42）。自1825年兰克被聘为柏林大学历史教授后，他崇尚国家和政治权力，宣扬 民族主义和英雄史观，备受普鲁士政府的赞誉，1841年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1865年兰 克70寿辰之日被封为贵族，赐予在名之前加贵族尊称“冯”（Von），1882年任枢密院顾问。 如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所说：“他是普鲁士王国的忠实奴仆，教会和国家的辩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