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日事态情况看，曾国藩捕到李秀成，向清王朝“交卷出场”已不成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是邀功请赏。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上《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一奏，充分暴露了他这一迫不及待的心情。当时曾国藩尚在安庆，只是从曾国荃的来信中获得了李秀成被捕的消息，马上得意忘形，大吹大擂起来，说什么：“破城后……两广、两湖、江北多年悍贼，十七十八等日……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其目的无非请主子给予奴才恩赐。在这点上狡狯的曾国藩明白李秀成是他手上的“王牌”，凭着反革命的嗅觉，深知“置刀锥于前，欲细割”李秀成，将一无得，必须变换手腕，以首先取得李秀成的口供为上策。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六日，曾国藩两次亲讯李秀成，“取伪忠王详供”、“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曾国藩换了一副脸孔连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也好象真的感到“中堂甚怜惜之”（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足见曾国藩在李秀成面前耍尽了花言巧语哄骗等手法，使“忠酋殊不动”到动笔在白纸上写出黑字来：“中堂驾由皖而来，当承讯问，我心悔未及”；“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对于这类白纸上的黑字，今天能不能作为评论李秀成的依据呢？完全不能。必须指出，它是按着曾国藩的反革命意图，删节编辑而成的“创作品”。这一点，当年英人呤□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早就指出，忠王《自述》“或为某个着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最近荣孟源先生也以充分的资料论证了：曾国藩七月初六日记“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是可以相信的”，“不论如何计算李秀成的真迹总是五万余字，而不是现存《稿本》三万余字”（详见《中华文史论丛》今年第一辑《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近日笔者看到苏州市博物馆所藏抄本，当年王姓私垫先生蓼村□客《虎窟纪略》中云：“秀成亲供四万余字，历述贼中兴败始末”，它进一步证明了“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是可以相信的。但事实上，今天留存给人们的曾国藩所存的《自述》仅三万余字，这两个不同的数字，显而易见地证明了《自述》是删节编辑而成的“创作品”，如果据此就作为评论李秀成的依据，是难于使人信服的。任何一份非常完整的、可靠的资料，若采用删节编辑、斩头去尾、拼拼凑凑的伎俩，总是可以使它变成一份性质与其本意截然相反的资料。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至于究竟删节什么内容，编辑增加何种东西，到目前为止，尚未搞清。但看来有一点可以断定的，删节的内容肯定是对曾国藩不利的，编辑增加的东西肯定是有利于曾国藩的。熟悉反革命权术的曾国藩，其盘算是颇为精密的。在他眼里，将《自述》删节编辑后上奏，虽然是担着极大的风险，但这远比将《自述》原稿本上奏——自己撞到枪口上去好得多。
    可是，删节编辑后的《自述》上奏，老奸巨猾的曾国藩仍未感到周全，“连日踟蹰此事”（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忙于和他的幕僚们密议，反革命的特殊敏感使他们深深地感到李秀成“甚狡，不宜使入都”（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决定“拟即将李秀成正法，不俟旨”。而告知李秀成却是“国法难逭，不能开脱”。似乎“国法”——“旨意”已下达，我曾国藩也无法违抗，实质上，曾国藩又耍了一个欺骗的花招。“不俟旨”，总得炮制出一个理由，于是“李秀成自知必死，恐中途不食，或窜夺逸去，转逃国法，故于当地凌迟处死”（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这一套完整的“杀人灭口”之计便实施了。不然的话，“谋狡而稳”（注：《朋僚函稿》卷四，《复曾元帅》。）、“甚狡”的李秀成“使入都后”，经刑部审讯后，一定会审出许多与曾国藩上奏所言的不符之处，露出曾国藩冒功请赏的破绽，加深清朝廷与其矛盾，势必有葬送曾国藩老命的危险。因而迫使曾国藩举最后一着棋子，冒欺君杀头之罪的危险。围绕这一着棋子，曾国藩考虑得十分周到，层层设防，处处为自己留下后路，曾国藩心中很明白，处死李秀成这样的人物，没有“旨意”是不行的，择定初六日傍晚处死李秀成是一最好的时机，若前若后对曾国藩都是凶多吉少。曾国藩完全了解清朝廷对李秀成的态度是，“自应槛送京师，审明后尽法惩治”，可是狡猾的曾国藩却声称：“（七月）初十日始奉将二酋（指李秀成、洪仁达）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处应于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驿站由安庆转递江宁，致迟四日之久，臣查军机处封面及兵部火票，皆注明递至江宁字样，不知驿站何处错误，应即行文，挨站查办。”（注：曾国藩：《覆陈逆酋正法片》奏。）这样一下子，曾国藩处死李秀成可以完全不负责任，给人印象曾国藩是一本正经地期待着“旨意”的，由于驿站的错误，未及时送到“旨意”。事实上，当时曾国藩在《复乔鹤侪中丞》一信中就知道“初八日富将军咨到寄谕，饬令槛送京师”了。上述的曾国藩这些行动，也可反证：李秀成若“使入都”，是牵涉到曾国藩性命攸关的大事；李秀成《自述》逼得曾国藩不得不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不然，将意味着自己灭亡。
    曾国藩的“拟即将李秀成正法，不俟旨”这个事实使李秀成的双眼又变得明亮起来。“傍晚赴市，复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它充分说明李秀成在刽子手的屠刀面前，仍大义凛然，显得十分平静和镇定，保持着应有的尊严，在刑场上的李秀成还是革命的，保留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即使这短瞬的一瞬间仅算作是一点微光，但终究还是发出亮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讲，还是应该把它载入李秀成一生的史册中去。
    综上所述，李秀成在扞卫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战斗中称得上是英雄；在囚笼里仅根据曾国藩删节编辑过的《自述》是难以作出投降、叛徒结论的：在刑场上他是好汉，纵观李秀成一生的始末，仍不愧为“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