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笔写史，对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重要人物在其中的表现，如实加以记载，“善恶必书”，“书法不隐”，是我国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来史官的神圣职责。“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不仅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称颂，成为我国史家的优良传统，也是后古优秀的任史职者努力效法的榜样。盛唐史家吴兢（670—749），力抗权臣的干预，以直笔撰写《则天实录》，被时人称为后世董狐，受到褒美①。
    〔一〕
    吴兢直笔写史一事，《资治通鉴》有生动记载：
    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璟激张说（说读悦）使证魏元忠事。说修史见之，知兢所为，谬曰：“刘五殊不相借！”（刘五，指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知几排行第五，唐人习惯以第行相称，时刘知几已；借、假贷也，即言刘知几修史，一点也不相通融），兢起对曰：“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冤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终不许，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②
    此事发生在开元九年（721）末。时张说从外任再度入相，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手握重权，看到《实录》上有不利于自己的记载，以“声东击西”的方法公开表示不满，并且以后还在私下请求吴兢改动几个字。在这样的压力下，吴兢不仅当众说出了事实真相，而且坚决拒绝了张说不恰当的要求。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吴兢所撰写的《则天实录》，在什么地方触犯了张说，还是借助于《资治通鉴》的翔实记载，使我们可以窥见吴兢所“言宋璟激张说使证魏元忠”这一事件的全貌。这件事牵涉到武则天秉政时朝廷内部的一场重大纷争。
    武则天秉政后期，魏元忠为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即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武则天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与狄仁杰并称良相，著直声于朝廷，曾经斥责过仗势不法的洛阳令张昌仪（昌宗之弟），杖杀了“暴乱都市”的张易之的家奴，并当着武则天之面，斥责张易之、张昌宗为小人，引起“太后不悦”，“诸张深怨之。”长安三年（703年）九月，武则天得病，“张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驾，为元忠所诛”，于是，就在武则天面前诬告魏元忠兴司礼丞（即太常丞）高戬在私下议论：“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这一诬指，加在魏元忠身上的罪名是很大的，可以“大逆论”，遭杀身灭族之祸，而且，也正好触到了武则天的隐忧。当时，武则天虽迫于朝廷内外的舆论压力，以及在不可超越的封建礼法名分等诸因素影响下，不得不重立李显（中宗）为太子，但确非己愿，武承嗣虽己，恨不得为太子，“意怏怏”病死，但武三思等尚在，传位给诸武的主意并未打消，皇位继承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是绝对不容许大臣在私下有这种议论的。魏元忠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场大祸：
    太后怒，下元忠、戬狱，将使与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张说，赂以美官使证元忠，说许之。明日，太后召太子（中宗李显）、相王（睿宗李旦）及诸牢相，使元忠与昌宗参对，往复不诀。昌宗曰：“张说闻元忠言，请召问之。”
    太后召说，说将入，凤阁舍人南和宋璟谓说曰：“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事有不测，璟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殿中侍御史济源张廷珪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③
    这段记载，文字简洁，叙事清楚、具体扼要交代了张说捲入这一事件的经过。张易之、张昌宗要诬陷魏元忠，也需要一点“证据”，就找到了任中书舍人要职的张说，张说又确实是已经答应了，可是张说也十分清楚，诬证魏元忠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这样作，固然可以给自己带来升官晋爵的好处，但是，却必须付出不耻于士流，出卖灵魂的重大代价。这时张说内心十分矛盾，正如他以后在廷辨时对武则天所说：“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即致位宰相），附元忠立致族灭！”两种选择，两种迄然相反的结果，作何抉择，确是摆在张说面前的一大难题。如张说诬证，魏元忠大罪立即可定，而且将危及太子（中宗），也是对朝廷内反对二张、诸武擅权为非的政治力量的一个沉重打击；如张说如实加以否认，这场诬陷丑剧就无法再演下去。矛盾焦点集于张说一身。在这个关键时刻，宋璟等人站出来讲话了。宋璟当先挺身出面，谆谆告诫张说以作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向他指出，如果坚持正确原则，即使带来最严重的结果，也不应顾及，而且表明自己将为伸张正义而同张说一起承受不测。这几句话，大义凛然，动人心扉，对张说起了振聋发{K19407.jpg}的作用。张廷珪则从更高的原则上提醒张说，告诉他作人应有的高尚情操。刘知几更是十分直率地警告他诬证魏元忠将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张说在同僚们的激励下，终于改变了主意，打消了诬证魏元忠的念头，决心为此不惜承受最大牺牲，即使杀身、流放也不后悔。拿定了主意，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张说显得神态从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