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入，太后问之，说未对”④。张说出场，魏元忠知道二张兄弟此举的份量，有些沉不住气，抢先说：“张说欲与昌宗共罗织魏元忠邪（耶）！”对魏元忠的失态，张说给以适当回敬，“叱之曰：‘元忠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这时，张昌宗迫不及待了，“从旁趣（促）说，使速言。”张说抓住张昌宗这个放肆行动，对武则天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诬证之耳！”短短几句话，澄清了事实。张说态度的改变，出乎二张兄弟的意料，于是干脆把张说也一并包罗进去：”易之、昌宗遽呼曰：‘张说与魏元忠同反！’太后问其状，对曰：‘说尝谓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非欲反而何？’“作为有高度文史素养的张说，对付这种拙劣的诬指，当然不难，”说曰：‘易之兄弟小人，徙闻伊、周之语，安知伊、周之道！曰者元忠初衣紫（唐三品以上官员服紫），臣以郎官往贺，元忠语客曰：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实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当使学谁邪（耶）！”这个回答，虽很简短，但确既具体又得体，说清楚了他譬喻魏元忠为伊尹、周公的背景及原意，无懈可击，虽巨滑如二张兄弟亦元言以对了，弄得武则天也下不了台，只得说：“张说反覆小人，宜并系治之。”“他曰，更引问，说对如前。太后怒，命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共鞫之，说所执如初。”
    事情僵持不下，朝议纷纷，“里巷恟恟”。台省官员接连上疏，为魏元忠、张说辨冤，认为：“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有的甚至直斥武则天为“受佞之主”，指出，如“刑赏失中”，可能“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⑤。朝廷舆论如此，加以武则天有时毕竟还能纳谏，能“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尊时宪而抑幸臣”⑥，魏元忠又是她自己一手拔起，武则天称帝初，在襄赞李孝逸诗平徐敬业兵变中立有大功，过去为周兴、来俊臣等酷吏诬陷，曾“前后坐弃市、流窜者四”，一次，在刑场上即将行斩刑之际，为武则天手诏赦免，其时魏元忠态度从容，毫无惧色，这件事颇带传奇色彩，在唐人小说中已有记载⑦。这次，武则天一怒之下，又将魏元忠下狱，但却拿不出一点可治重罪的证据来，终于，“飞语辩元忠之罪”⑧可又不能不了了之，“虽寤易之兄弟之谗”，然“重（难）违易之意”，只得“贬魏元忠为高要（梁）尉，戬、说皆流岭表”，均得以保全首领，得到如宋璟所预期的“其荣多矣”的较好结果。
    〔二〕
    以上这段生动、具体的记载，却不见之于官修正史《旧唐书》。《旧唐书》张说、吴兢本传均天上述宋璟激张说使证魏元忠及吴兢拒绝张说祈求修改《实录》二事，仅宋璟传极简略地记有其激张说之语。张说传记其证魏元忠事颇简略：“长安中……擢拜凤阁舍人。时麟台监张易之及其弟昌宗构陷魏元忠，称其谋反，引说令证其事，说至御前，杨言元忠实不反，此是易之诬构耳。元忠由是免诛，说坐忤旨流配钦州。“寥寥数十字，没有张说先曾许诺张易之诬证魏元忠事，更没有宋璟等规勉张说事，且文辞也颇粗疏，甚至含糊不清。宋璟传仅说到张说入朝廷辨前，“惶惑迫惧”，也无其曾经许诺诬证魏元忠之情节；魏元忠传甚至记为：“说初伪许之”；吴兢本传也甚简略，不仅没有上述不附权臣，直笔写史的动人事迹，竟连他有名的传世之作《贞观政要》都不提及。对这位忠于史职，“居职殆三十年”，勤于撰述的重要史家，却颇多贬辞，如称其治史，“末年论于太简”，“疏略”，“事多纰缪”，等等，简直像一个尸位素飨的不称职的昏眊史官了。《旧唐书》涉及此事之记载，与《资治通鉴》所记，如此相违，则《资治通鉴》所记，是否可信，颇值得简略地加以一番探究。
    司马光及其编写唐纪部分的主要助手范祖禹，在撰写这部分历史时，所据史料，除官修正史外，还参阅了大量卷秩浩繁，内容丰富的、杂史，以及有关的稗官野史、小说、笔记等。他们在辨别取舍史料上，态度十分严肃、谨慎，以求“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即使对于新、旧雨《唐书》所记史料，也颇持审慎态度，不轻易相从。《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特别是唐代前期人物列传部分），从《考异》中可以窥见，《资治通鉴》作者对其史料虽采摭不少，但指出其谬误之处亦累有所见。而对当时尚存之唐代各朝《实录》（武宗以后不完备，有的系五代、北宋初补修）比较起来，往往显得重视一些。对《旧唐书》所记史事，常一事参阅几种史笈的有关记载，参考几个出处，然后纂成。从唐纪部分则天后光宅之年（684）至长安四年（704）共四卷，二十一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凡《旧唐书》及其他记载与《实录》相牴牾者，在研究比较后，采《实录》所记者较多一些。 胡三省置于这部分正事后的《考异》共一百另一条，其中共征引《实录》五十九条（除《则天实录》外还包括《太上皇（睿宗）实录》一条）。其中，采用《实录》所记的史实即有三十一条：兼采《实录》所记者十条；不取《实录》所记或直指其有误者仅十八条。一些重大事件，如武则天召庐陵王（中宗）于圣历元年（698 ）返回神都（洛阳）的确切时间、具体情节，《考异》举出所参阅的书目计有《旧唐书·狄仁杰传》、《唐统纪》、《狄梁公传》等，但经过斟酌比较，“皆取《实录》为正。”此一百另一条《考异》文中，单以《旧唐书》与《实录》二书相参较者为二十六条，其中采《实录》所记者达十六条，取《旧唐书》所记者仅六条，兼取二书所记者三条，二书均不取，以其他记载为正者一条。如长安四年（704）十二月， 记宋璟审理张昌宗召术士李弘泰为其占相，“言其有天子相”事，《考异》指出，有关此事情节、时间之记载，《旧唐书》“宋璟、易之传自相违。”又如，万岁通天元年（696 ）“春、一月，甲寅，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己已，以师德为左肃政大夫，知政事如故”条，《考异》说明此条系引自《实录》，并在引述《旧唐书·娄师德传》关于娄师德于“万岁登封元年，转左肃政御史大夫，仍旧知政事。证圣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师德与夏官（兵部）尚书王孝杰讨之”一段记载后指出，此记述颠倒了时间顺序，“按证圣年号在登封前，此《传》尤为谬误。”于此，足见司马光在核定史料之正误上态度之严谨，并可看出他对《实录》之重视远高于包括官修正史《旧唐书》在内之历史记载。由于司马光如此精审地鉴别史料，因此，《资治通鉴》对唐代历史事件记载之可靠程度，远高于《旧唐书》，虽仍不免在某些地方有所偏失，但总的说来，其真实程度是相当高的。
    《资治通鉴》在记述宋璟激张说证魏元忠事时，司马光未作《考异》说明此段记载何以不取《旧唐书》所记此事之理由，但是，粗加探究，可以认定，此记载当采自《则天实录》及《唐会要》。《资治通鉴》作者对《实录》之视已如上述，对《唐会要》于《考异》中亦偶有征引。《则天实录》虽非吴兢一人所撰（有的记载作与刘知几合撰；有的作与刘知几、韦承庆、崔融合撰；有的还署有岑羲等人之名，当系以宰臣监修署名），但刘知几卒后，吴兢还在继续修撰《则天实录》，在此以前（武则天身后），还与刘知几一道重新修改过，说明吴兢在修撰《则天实录》上劳绩卓著，确为保存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付出了巨大努力。而宋璟激张说事，吴兢则更明白表示此一事实为他亲笔所记，此一事件全过程之真实性，连张说自己亦不敢当面否认，只得私下阴祈吴兢改动，此亦足证此记载非吴兢之编造。司马光既主张“据实而言”，因此对维护、坚持“存信史”的原则，并有卓越成就的史学前辈刘知几、吴兢是十分尊重的，如在《资治通鉴》正文中破例特书刘知几之卒年（刘卒时已坐事贬安州别驾，是根本没有资格书卒年的，胡三省以此书法为“重史臣也”，这个看法是对的），并选载刘知几与吴兢之谏书各一篇⑨并不惜笔墨大书吴兢被誉为后世董狐，都不是偶然无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