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史学界曾就李秀成的评价展开了争论。争论过程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一方认为李秀成被俘后虽然在《忠王李秀成自述》（以下简称《自述》）中表现了动摇变节的思想，但从其全部历史来看，功绩是主要的，仍不失为一位农民革命的领袖；另一方则认为《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据而判决李秀成是背叛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反革命分子”，甚至说什么他一贯在革命队伍中推行投降路线，搞分裂活动，全盘否定李秀成的一生。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本是正常而有益的事。可是，后来林彪、“四人帮”插手了这一争论，指使其爪牙戚本禹之流给肯定李秀成是农民革命领袖的一方扣上了“宣扬叛徒哲学”的大帽子，封了人们的嘴，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此后，学术界便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李秀成在泉下也戴了十多年“叛徒”、“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今天，学术界的春天来到了，我们应该继续这一争论，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李秀成。
    李秀成确实在被俘后写了一个表现动摇变节思想的《自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然而，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看一个人，不能光看他的一时一事，应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让我们来看看李秀成一生的主要活动吧。李秀成，广西藤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平日里“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太平天国正式宣布起义的头一年（一八五一年），全家即参加太平军，并屡立战功。他的重大革命活动，是从一八五六年开始的。当年，太平天国发生内讧，互相残杀，杨秀清、秦日纲、韦昌辉等重要领导人及革命将士二万多人先后被杀。第二年，石达开又带领精锐部队十余万人离开南京，远走西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人心散乱。清军又趁机围困天京。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在这时候，李秀成从一个下级将领被提拔为最高军事统帅并管理政务。李秀成对内整理朝政，安定人心；对外，与陈玉成协作踏平清军的“江北大营”，使革命政权转危为安。一八五九年，以战功晋封忠王。一八六○年及其后几年，又与陈玉成配合打破“江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接着挥戈东进，席卷苏南及大半个浙江省，进而三次进攻上海，大败英、法、美帝国主义分子所组成的洋枪队，击毙其头子美国人华尔，打得洋枪队落花流水，吓得“洋鬼不敢与我见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在一八六四年保卫天京的战斗中，李秀成率领国主义的威风。在一八六四年保卫天京的战斗中，李秀成率领军民顽强抵抗，身先士卒，城破后保护幼天王突围，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骑坐，自骑劣马，因而落伍被俘。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李秀成（还有陈玉成）是洪秀全支撑政局的主要领导人。一八六二年陈玉成牺牲以后，他更是肩负重任，独力支撑危局。太平天国自一八五六年天京第一次被围开始产生危机以后，还能坚持八年之久，并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这和李秀成出色的革命活动是分不开的。这些都是李秀成一生活动的主要方面，这些革命功绩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如何也是抹煞不了的。因此，把李秀成看作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之一，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是实事求是的，不为过分。
    有人说，李秀成最后表现了动摇变节，就不应再以农民起义领袖看待了，这种说法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关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有一段全面的、精辟的论述。他先以肯定的语调列举了中国历代重大农民革命的名称或其领袖的名字：“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再而指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这段论述使我们明确地理解到：历代农民革命必然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失败又带来其领袖们各不相同的归宿。一种是失败牺牲，如陈胜、吴广、方腊，一种是失败投降，如李密、窦建德，一种是变成封建皇帝而使农民革命变质失败，如刘邦、朱元璋。后两种情况都属于最后背叛了农民革命。然而，不管其结果如何，毛泽东同志都一律称之为农民革命领袖，原因是他们都曾起过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既然刘邦等都可以称之为农民革命领袖，为什么单单苛求李秀成呢？当然，我们不应当去歌颂他们的变节行为，但历史上的功过必须划分清楚。
    有人还说，如果对历史上的变节者还要分功过，那么对于象汪精卫这样的人岂不要在“骂他之前，首先去颂扬一番他的‘光荣’历史吗？”我们说，拿汪精卫来比李秀成，很不恰当。评价一个人，应看他的历史主流。虽然汪精卫青年时曾谋刺清摄政王，被捕后在清廷慷慨赋诗（其实这种个人恐怖手段就不是什么革命行动），并曾投机参加辛亥革命，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便伙同蒋介石一道镇压革命，其后便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头目之一，干尽了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又一头栽进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了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一生的主流，就是反共反人民，出卖祖国，出卖民族，罪恶滔天，何功之有？同李秀成根本不能相比。
    至于说什么李秀成一贯来在革命内部推行投降路线，搞分裂活动，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形而上学猖獗，对于人物的评价，有一个流行的公式：一好百好，一坏百坏。昨天还是好端端的一个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和颂扬；今天他犯了错误，被戴上了帽子，就一切都坏透了。评论者对他就会投井下石，好的、对的也被歪曲成坏的、错的了，李秀成的不少罪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虚构出来的。试举两个有关的事例来说说吧。一八五九年，叛徒李昭寿写信给李秀成劝降，李秀成不为所动。洪秀全得消息，对李秀成产生怀疑，于是尽封关中船只，不准李秀成部队近京。李秀成不得已只身进京面诉。误会消除后，洪秀全手书“万古忠义”黄缎锦旗赐李秀成，并晋封忠王。这段史实，论者向来都作为李秀成矢忠于太平天国的材料加以颂扬。但一旦他被定性为“叛徒”，这段历史竟被篡改和歪曲，作为一贯推行投降路线的佐证了。又例如一八五六年间，洪秀全把军政大权全交给他的兄弟安王洪仁达、福王洪仁发，而两人既无才也无德，将士不服，人心离散。李秀成从大局出发，上书直谏，要求罢免安、福二王，任人唯贤，以致同洪秀全发生严重政见冲突。后来，洪秀全清醒过来，还是采纳了李秀成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李秀成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某些论者的笔下，却又成了李秀成搞分裂活动的罪证了。今天，我们重，新评价李秀成，就应排除一切形而上学观点的干扰，实事求是，错的说错，对的说对，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