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包括史学研究与史学理论两个部分，想来已无人置疑。前者以对人物、事件、社会运动及其总体背景的各种演变过程的具体研究，展示史学的个性；后者以对历史发展规律、历史研究方法、史学家素质要求的探讨，寻求史学的共性。这两个部分的成果，共同汇集成历史学的长河。不过，除了这两个部分以外，历史学还有一个分支往往为人忽略，这个分支就是史学评论。
    史学评论的范围很广。它适于对历史本身和历史学中的任何研究成果。它不同于具体的历史研究，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描述，弄清其本来的真实面目，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剖析，找出其所以然。它也不同于史学理论探讨，需要在大量历史学具体成果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抽象，上升到原则或规律的高度上。因此，它不需要精细的考证校勘工夫，不需要丰富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也不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素养，不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与透彻入骨的条分缕析。它的形式不拘一格，可以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宏论，也可以是短小精悍的随笔杂文，甚而只是一首诗、一句话、寥寥数字的点评。作者也不必且不会限定于史家，有感想即可发话，有见解即可称为史评，而无须问其是否进行过历史研究工作。
    我们切不可因为史评具有上述特点，就贬入冷宫，认为它不入史学大雅之堂。史评同文学评论、音乐评论的作用近似，虽不属于文学音乐作品及其理论本身，但却是对它们的价值评析与判断。它往往有意无意地对史学发展方向起一种舆论引导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论，因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特别宠爱，史评中少有人敢于对之大不敬，故而地位牢固、影响深远。及至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唐甄等人对之群起而攻之，不少人也随之产生了质疑与动摇。到戊戍维新时，梁启超、谭嗣同、韩文举等人的史评，接过先驱者的旗号，就此开刀，从而为“史界革命”呜锣开道。这些史评，既非具体的历史研究论著，也非完整的史学理论，但却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发韧与形成，打响了第一炮。而且，千古得失寸心知，史评者，以其一得之见，拓展世人，尤其史家的襟怀与眼界，是史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与汇萃之地，于史学中必不可少。所以，它当然同为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只不过它除了其作者的直觉之外，主要系人们运用史学理论分析某一具体史学研究成果的结果，因而它在作为史学理论与具体历史研究的中介时，具有更多的理论成分与色彩。
    不仅于此，史评还是史学为能发挥其社会影响的桥梁。由于史评並不限于史学界的小范围内，故而它能够起一种史学界和社会民众之间，及其他各界之间，互递信息的作用。这种作用，既能帮助史学科研成果不至于在社会上湮没无闻，也能激励和鞭策史家不至于在一个小圈子里自我封闭、自我陶醉。与此同时，史评还是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的大好阵地。史评工作健康发达，史学发展也相应显得生机蓬勃，原因大概于此。
    史评在我国古已有之。《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其实就是对历史本身的评论。而后人对《史记》和司马迁的褒贬及其理由，又是对史学研究成果及史家的评论。就连章绛的“坑灰未冷山东起，刘项原来不读书”，以及龚自珍的“避席畏谈文字狱”，也何尝又不是史评？赵翼的《廿二史剳记》，可说是史评专著。但史评在我国古代，並未形成史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这同我国封建社会中，史学研究重资料轻理论，重描述轻分析，喜欢知其然而不喜欢知其所以然的传统有关；同历代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与文化愚昧政策，箝制言论，不许人们、尤其士人议论时政也有关，因为历史与现实常有内在联系，容易谈古而涉今，限制过多必窒其生机。
    从戊戍到五四，史评曾盛极一时。这是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人们用新的批判性眼光，重评历史与历史学的价值所在。这也是当时史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史学繁荣期的到来。新中国建立初期，史评也大有勃兴之势，翦伯赞、吴晗、李平心等都是其中佼佼者。遗憾的是，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恶果，我们大多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史评也转向沉寂。文化革命中，史学为梁效、洪广思等所垄断，史学界“万马齐瘖究可哀”，除了大骂孔丘、宋江和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之外，连李师师都讳莫如深，哪里还敢谈什么史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暖了史学工作者一度冻僵的心，历史学的发展速度与成果的数量质量，都超过了解放以来的其他任何时期。但比较起来，史评工作的发展，滞后于史学具体问题与史学理论的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拖了整个史学发展的后腿，值得史学界注意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