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鲠在喉，总想一吐为快。
    近年来，一些记述历代史学家的传记、评传不断问世，其中不乏立意新颖、公正求实的上乘之作，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和广大读者的欢迎。但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那就是对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历史功绩以及进步思想、优秀品格等等往往不惜笔墨、津津乐道，甚至给人以褒誉过分之感。但对史学家的弱点、缺点，特别是其一生中的某些失误，包括政治、思想、学术、品格等方面的失误，却往往探讨得很不够，或是避而不提；或是轻描淡写；或是分析其时代局限性、阶级局限性时，一笔带过。对众所周知的一些失误，有的也讳莫如深，隐而不彰，甚至为之掩饰，这就有悖于“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了。
    唐代著名学者陆贽说过：“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同样，一个史学家在其一生中，由于受到家庭出身、社会环境、思想修养、文化程度和个人经历、心理、气质等等影响，难免会出现某些弱点和失误。即便是在治史上，由于掌握史料的多少，辨伪能力之大小，史识之高低，治学之严谨与粗疏，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弱点和失误，这样的情况，自古及今，不乏其例。司马迁为变革投降的李陵辩护，不管其动机如何，仍不能说不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失误。班固依附一时“威权震朝廷”的外戚窦宪，受牵连而下狱死，致使《汉书》没能全部完成，也不能说不是他一生的憾事。范晔参与刘宋统治者的宫廷政变，拥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不管他卷入多深，是否“为首”，但都毫无意义，却使其《后汉书》未能写完，便以“谋反”之罪被处斩，这难道不是他在政治上的一大失误吗？耐人寻味的是，在事发后查抄其家时，发现“乐器服玩，并皆华丽，妓妾亦盛饰”，而其“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宋书·范晔传》）。由此可以想见范晔的为人。再观他被处斩时，被其母“以手击晔颈及颊”，被其妻痛骂，被其子“取地土及果皮以掷晔”（同上），也就不足为怪了。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过程中，对“有盛名于魏”的丁仪、丁廙拒不作传，原因是他要其子“觅千斛未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而其子不答应，故陈寿“不为立传”。又因陈寿之父曾为马谡参军，街亭之役，马谡被诸葛亮所诛，陈寿之父“亦坐被髡”，因而他在为诸葛亮作传时，“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晋书·陈寿传》）。这些事情，虽历代有人为之申辩，但还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而北魏史学家魏收在撰写《魏书》时，竟凭个人好恶来决定立传的人物取舍，他常扬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北史·魏收传》），无怪其书被世人称之为“秽史”。近代史学大师王国维，学识渊博，对史学、文学、考古学、哲学都有重大成就，但他却为逊清小朝廷殉节而自沉昆明湖。康有为前期未尝不是抱着振兴中华的大志，不顾身家性命而推行变法的，但后来却变为反对辛亥革命的保皇党头目。罗振玉在搜集、整理和研究历史文献上确实卓有成就，有功于世，但却又积极为清廷复辟奔走不遗余力，甚至堕落为汉奸。现代史学家杨荣国，是学有建树的史坛高手，但他在“文革”期间，却为“四人帮”掀起的“评法批儒”费尽心机寻找历史依据，为其张目。这些史家的弱点各有不同，失误各有大小，然而有些弱点或失误，有时不仅对史家的一生、史家的史学活动有影响，甚至对一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全面、深入、实事求是地研究史家弱点和失误，对于后世史家，对于整个史学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史家本人对自己的弱点、失误往往并不自觉。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就曾感叹地说：“人苦不自觉，前人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知也”（《资治通鉴新注序》）。他的《资治通鉴音注》不愧为史注之杰作，然而后代史家钱大昕、陈景云就批评胡注中不少失当之处，而近代史家更对其注中宣扬天命报应等观点加以抨击。又如孔子尽管提出写史应“善恶必书”，但他自己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唐代史评家刘知几就曾批评孔子编定的《春秋》存在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弊端。这些例子可以说明，探讨史家的弱点和失误，应是后世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今天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更应担当这一历史重任。
    大家知道，全面、深入、实事求是地研究历代史家，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近年来，史学界都在议论我国史学史的研究进展不快，没有什么大的突破。究其原因，对历代史家缺乏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是对他们的弱点和失误的探讨很不重视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这种状况就是近年来整个史学界不良风气的一种表现。我颇赞同这样的看法：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在相当程度上缺乏正常的健康的评论和批评机制”，以致一些“有缺点的论著得不到善意的和有益的批评，而有严重错误观点的著作（如被冠以“著名史学家”头衔的金观涛那几本书--笔者）则因没有严肃的评论和批评而得到了‘宽容’”（仓山《“表象背后”的启示》《光明日报》1990年1月10日），从而长期在社会上、学术界、 特别是在部分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不良风气产生的原因，有人归结为可能是“历史界过于宽容和大度”（同前），这是有道理的。无怪包遵信在为金观涛的书所写的序文里，口口声声要求“学术界的诸位前辈”要以比黑格尔“更有气度、更能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书。我想，这样的“宽容”和“气度”，不仅对其本人有害无益，而且也有害于整个史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