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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探讨和总结史家的弱点和失误，促进史学的不断发展，一向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我国史学评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观其不足，才能扬长避短，总结教训，促进发展。班固之父班彪，曾盛赞司马迁的《史记》“善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具有“良史之才”，但也批评“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后汉书·班彪传》）。班固在写《汉书》时，就以此为鉴，力求“慎核其事，整齐其文”，特别是他感到如果墨守纪传体通史这一成规续编汉史，不仅会像司马迁一样，把《高祖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违背了“汉承尧运，协于火德”的封建正统观念，而且也看到了如果每个史学家写史都从三皇五帝写起，必然会出现重复杂芜，不能突出一代之史的弊端。因此他毅然改弦更张，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这一体裁，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史典范，从而大大促进了封建史学的发展。然而班固的《汉书》也不是没有可非议的地方。唐代史评家刘知几就曾批评班固记述汉武帝前的史实，多抄袭《史记》，由于盲目抄袭，以致闹出时代都不对头的笑话来。又如刘宋史家裴松之十分赞赏陈寿的《三国志》，誉为“近世之嘉史”，但也批评此书“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为此，他以补阙、备异、矫枉、论辩，来注释《三国志》，开创了史注新法，为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再如司马光为什么要编写《资治通鉴》？除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进资治通鉴表》）外，就是他痛感自汉至唐，断代为史盛行，却没有一部比较简明系统的通史问世，给学习历史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为此，司马光“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进资治通鉴表》），使我国一度中衰的编年体史书，又得以重振旗鼓，蓬勃发展起来，为史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南宋另一史家袁枢，自幼喜读《资治通鉴》，但也深感其书卷帙浩繁，特别是每记述一事，时断时续，时隐时显，首尾难稽，难以给人以完整的概貌。所以他针对《资治通鉴》的缺陷，另辟蹊径，编撰了一部“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的《通鉴纪事本末》。此后，在编年、纪传二体之外，中国史坛又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纪事本末体”，被后世史家誉为“化臭腐为神奇”（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的典范。史学，就是在批评的机制中向前发展的。同样，史家也只有在总结过去史家的经验教训中才能往前迈进，创造出更优秀的史学著作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