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考据学和清乾嘉考据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是传统考据学在近代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考据的范围扩大了，考经、考史、考诸子、考宗教、考戏剧、考小说。史学家把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和原有的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订，考史的方法也丰富多样。如归纳类例的方法、二重证据的方法、历史演变的方法、语言比较的方法、诗文证史的方法以及历史统计的方法，等等。这些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反映出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近代考据学取得明显的成就。
    王国维是近代考据学的代表人物，结合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探讨王国维的文史考据学，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研究这个问题对于理解近代史学和古代史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认识近代考据学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进而认识近代史学的创新和继承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都是有益的。文中有不妥当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教。
    一、对材料开阔的看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考古的发掘和科学整理文物资料工作的开展，这一方面标志着史学研究的领域在扩大，同时，这些整理出来的成果又为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手段。人们对史料的看法就不是局限在“著术之林”之中，视野更为开阔。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收集史料，除文献和实物资料外，还应当“于常人所不注意处”发现新材料。
    甲骨卜辞、金文以及其它新发现的材料，对学术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为中国近代考据学工作提供了条件。王国维说：
    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术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余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往昔。此外如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之数者，其数量之多，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考经证史，亦与金石同，皆古人所不及见也。（《观堂集林》卷十八《齐鲁封泥集存序》）
    王国维对史料开阔的看法，我们要加以总结。首先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得到同样的重视，儒家的经书和其它的史料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殷墟的卜辞“有裨于经史二学”（同上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简牍材料对于西北的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有这部分材料，沙漠上的废址“骤得而呼其名，断简上之空名，亦得而指其地，较前此凭空文考定者，依据灼然。”（同上卷十七《流沙坠简后序》）唐代写卷是考制度、风俗、宗教、户籍和校勘文献的重要依凭。此外，古代的陶器、货币上的文字都是考史的好材料，“足以考经证”。（同上卷十八《齐鲁封泥集存序》）
    纸上的材料，即使是伪材料，按照王国维的看法，“也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应该加以利用。《五帝德》、《帝系姓》一类被认为是“言不雅驯”的百家言，而王国维指出，这些材料中也有历史的影子。《山海经》、《楚辞》及后代一些的诗文，都成了王国维考史的材料。除王国维外，近代史家如陈寅恪、顾颉刚等对史料的看法也都是相当的开阔，各种材料包括伪材料、诗词，小说、民间传说、风俗歌谣等等，他们认为都要善于利用，作为考史的依据。
    其次，王国维在实际上指出儒家的经书如《书》、《诗》，必须经地下材料的重新检验。《书》、《诗》及《史记》等史籍中有关古代史事的记载，只有经过地下材料证实后，才可以作为可信的历史材料。他在《古史新证》中说：由地下之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以前关于“考信于六艺”的观点在王国维那里是颠倒过来了，儒家六艺要用其它材料来审查。王国维对古史记载的认识有着清醒的意识，这和盲从信古的观念是不同的。
    另外，王国维勇于破旧说，是破中求信，信而有征。如他证《史记》中《殷本记》关于殷代帝王世系是基本可信，同时也辨出帝系错乱的地方。无论证实材料可信，或者辨其错谬，都是根据确凿。他称赞古史辨派的“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而反对他们不认真研究古史材料，“疑古太过”的做法（同上）。这种求真的治史精神对近代考据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顾颉刚谈到这一点，说：“至于他们的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这是以前史学家所梦想不到的，他们正为我们开出一条研究的大路，我们应当对于他们表示尊敬和感谢。”（《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二、二重证据法是近代考据学发展的产物
    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贡献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他在史学各个领域内创造出的业绩。史学界论列王国维这方面成就的文章，是比较多的。另外是他文史考据学的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郭沫若对王国维遗留下的“知识产品”，给了很高的评价，同时指出：“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陈寅恪对王国维的学问和治学方法，作了三点概括，说：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迹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