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反对穿凿附会的解说。史事的发展、文字的变化，其间有规律可寻。然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也有许多个别、偶然的情形。不注意这种情况，强行解说，只能产生谬误。一方面重视文字训释在考据中的意义，又一方面要反对穿凿附会的武断解说。王国维说：“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又说：“顾自周初迄于今垂三千年，其迄秦汉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同上卷六《毛公鼎考释序》）这从文字变化大势上，说明不能强行解说材料的道理。这就避免了训诂释证上的随意性。
    梁启超曾经说：“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清代学术概论·十七》）但近代文献考据方法，包括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及所谓历史演变的方法，语言比较的方法，诗文证史的方法，分析因子推论源流的方法，历史统计的方法等，就不仅仅是归纳方法的应用。这是中国近代考据学取得的重大的进展。
    三、研究学问的通达见识
    中国近代考据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许多学者把考史和论史结合起来，表现出治史上的通达见识。王国维在考据上的古史新证取得多方面的重大的成就，“‘古史新证’这四个字，基本上可以说明他的学风和成就。”（白寿彝师《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28页）二重证据法是他古史新证的一个重要特色。 如果深入考察王国维考史的过程，看他的思考问题是从怎样的出发点提出问题，又沿着怎样的思维途径开展探索的，并且怎样深化自己的思考，我们就可以发现古史新证在方法上有着科学的因素。
    注意观察事物的流变，是王国维考史的一个重要特色。1911年，王国维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意识到史学和科学的关系，说“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史学是“求其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国学丛刊·序》）王国维考史受到这种思想的支配，自是有一番新的气象。他认为由文字音韵上考订文献，当“穷其变化，观其会通。”（《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35页）读史的人， 要有“达识”，（《观堂集林》卷十八《商三句兵跋》）不能用孤立的眼光看待历史材料。
    事物的变化总是有一个萌芽、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旧考据学一个重大的缺陷，是把事物看作静止、没有变化的，而王国维在考史中却显示出他的“达识”。《汉魏博士考》，可以说是一部简明的汉代学术流变的历史。两汉博士制度的职掌、任用、征召、荐举、选试等情况是汉代学术变化的表现。再如金代的界壕工程也经历了一个萌芽、发生和完成的沿革历程。王国维详细地写出这个过程，说：“然则金界壕，萌芽于天眷，讨论于大定，复开于明昌，落成于承安。”（同上卷十五《金界壕考》）《胡服考》一文考察胡服人中国千余年变化的历史。前人如沈约、沈括，对这个问题作过讨论，但或是“不详所起”，或是“以为始于北齐”，使得“后人亦无从考其源流及制度”（同上卷二十二《胡服考》）。王国维的文章研究胡服问题在“考其源流及制度”上面，显示出他的见识和学问的功底。
    考察事物的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捉住变化的关键。《汉魏博士考》是对清儒研究工作的发展。清儒如绩溪的胡秉虔作《西京博士考》、常熟张今吾著成《两汉五经博士考》，这两部书有缺点，“然张氏征引虽博，而苦无鉴裁，又前后往往失次。胡氏之书至不知博士与博士弟子之别；其次六艺流别及两汉制度均有所未究，不独于诸经立学之事，茫然无可考也。”王国维介绍自己的研究，说：“余撰《魏石经考》，怪汉石经诸经皆用今文本，而魏太学石经全用古文经，因思学官今古文之代谢，实以三国为枢纽，乃考自汉以来诸经立学之沿革，为《汉魏博士考》。”（同上卷二十一《书绩溪胡氏西京博士考、昭文张氏两汉博士考后》）清人的考据可说是虽博而杂，昧于沿革，王氏的文章考沿革，注意学术的“代谢”，捉住变化的“枢纽”。同是考据，可却是两层境界。
    同时代的陈寅恪氏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述学术文化变动，抓住学术重心的转移，考定隋唐制度之渊源。这种“分析因子推论源流”的考定，反映出治史中具有辩证法因素的见识。就这方面说，陈寅恪似比王国维更进了一层。
    其次，考订历史材料，王国维大体上是遵循从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这样的过程。结合《生霸死霸考》一文，我们分析王国维考史的几个步骤。第一步，通过具体的材料的比较研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尚书》、《说文》、《汉书》、《法言》以及马融注《古文尚书》，对生霸、死霸的解释没有分歧。刘歆别生异说，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此后，孟康申述这种观点，《伪孔传》用其说，以致“相承二千年未有觉其谬。”近代俞樾作了一些订正，但基本上还是采用刘歆的说法。第二步，从各种具体的材料中引出对问题的认识。他从《曶鼎》等古器物铭文的分析中，得出和刘歆不同的看法。说：“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凡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哉生魄、旁生霸、旁死霸，各有五日若六日。而第一日亦得专其名。”（同上卷一《生霸死霸考》）在考订过程中，王国维运用文字学音韵学的知识，采用了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分析比较的方法。分析了纸上的和地下的材料，得出结论。第三步，用获得的一般性认识，去分析其它的材料上的具体记载，以验证自己的看法。王国维分析《书·顾命》及静敦、彝、虢季子白盘等铭文记载，证明了自己对生霸、死霸的看法是不错的，“苟由此说以考书、器所纪月日，皆四达而不悖。”（同上）到了这一步，自己的看法才算是得到确证。比起那种单纯以归纳部分材料，用不完全归纳法下结论，王国维的考史更周密。
    值得重视的是，王国维进而提出考史的原则，就是“以事实决事实”，他说：“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同上卷一《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考史的名作，文章通过宏观的比较，看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这些看法都为大量材料所佐证。王国维说：“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兹篇所论，皆有事实为之根据。”（同上卷十《殷周制度论》）
    总之，王国维的古史考辨和对问题的认识，可以看出他的治学精神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