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王国维在考史的文字中提出了对客观历史某些问题的认识。如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他在《西胡考》一文中指出被征服民族和征服者的分别，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注意到这一点，一些问题才能说得明白。他说：“然则论西胡之事，当分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级观之，否则鲜不窒阂矣。”从这种分别着眼，那些地区的文化风俗有关的现象能得到较好的解说。王国维说：“凡西徒之种族、其所征服之国，不过得其政权及兵权，而自成统治者之一级，……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言语风俗固自不同，而统治一级，人数较少，或武力虽优而文化较劣，狎居既久，往往与被统治者相融合。故此士之言语风俗，非统治者之言语风俗，实被治者之言语风俗也。”（同上卷十三《西胡考（下）》）这样的看法，符合这些地区的历史实际。再如《明堂庙寝通考》一文，一方面反映出王国维对封建家族制的美化，而从另一面方面看，他较好地说明古代建筑思想的产生。我国古代建筑形式适应封建大家族的需要。其基本格局是“四阿”的形式，“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堂辟雍宗庙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扩大之缘饰之者也。”（同上卷三《明堂庙寝通考》）我们不讨论具体的明堂寝庙制各种解说的差异，仅就王国维分析问题的方法看，是有可取的地方。
    近代考据学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许多史学家在考史中，又论史，表达出对客观历史的某种看法，抒发自己某种情感。分析陈寅恪、陈垣、顾颉刚诸位先生的史学研究，可以看出这一点。
    乾嘉诸老证史缺乏会通事物的本领而流于琐，抓不住事物的联系而蔽于理。我们把王国维诸先生的近代考据学和乾嘉考据学作比较，可以看出近代考据学不是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中去，而是变化了、发展了。
    四、余论
    我们把近代考据学放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发展过程中，有些问题就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中国近代考据学的成就是肯定的，它一方面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五四”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考据学领域内。资产阶级史学家在19世纪20世纪最初的年代，在批判封建史学的同时，提出探求客观历史因果法则是历史研究的任务。到了“五四”前后，史家把历史研究转到考据上。联系时代的变动和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认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变化的趋向，对我们全面认识近代考据学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王国维等的考据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郭沫若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古学，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纵览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包括王国维在内的每一位史学大师，都是立足在自己民族史学的土壤上进行创造，开辟新领域，推进前人的研究。外来的学术思想的积极因素对这种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国维的文史考据学和乾嘉考据之间的关系，前面已作了分析，但这个课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作出专门的具体的分析。王国维对前人的学术是有继承、有批评。王国维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清人在音韵文字训诂上获得的认识，在王国维那里成了二重证据手段；利用这种手段，把纸上的材料和地下新发现的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古史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王国维对前人的学术也有很多批评。包括对戴东原在内许多清儒，王国维都有批评。如乾嘉以后学者“辄鄙薄宋人之书，以为不足道”，王国维比较清人的学术和宋人的学术后，认为这种看法站不住脚。再如“国朝诸老”在考据上同样免不了“穿凿纰缪的毛病”。（《观堂集林》卷六《宋代金文著录表序》）
    西方学术思想对王国维治学产生的影响，同样是今后要作更深入的研究。应当看到西方学术思想对王国维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影响。斯宾塞尔、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康德、叔本华对王国维治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1905年，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不满意旧学问那种“实际的”“通俗的”思维方式，称道西方思辨的“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的思维，“对世界一切有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他认为“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乏抽象之力者，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研究之对象。”这就是说，要重视抽象，但不能“泥于名而远于实”地抽象研究事物。1911年在《国学丛刊·序》中他指出史学是“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的一门学问。有人说王国维学术成就“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王国维遗书·序三》）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西方学术思想对王国维治学产生另一种影响，也是应该指出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王氏的唯心的学术思想有关联。
    今天，我们继承王国维的史学遗产时，也当作如是观，我们肯定他创造的业绩，同时也要看到他在治学上的缺失和错误。下面结合《殷周制度论》一文提出一点看法。这篇文章反映了王国维的封建思想，有的文章已指出这一点。即使从二重证据法的角度看，这篇名作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王国维主张“以事实决事实”，他说的事实是材料。殷周的材料，经过二重证，自是可信。殷代以前有关夏商的传说材料，没有经过二重证，应当存疑，待后人论定。《殷周制度论》论证殷周制度巨大的不同，又一再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应该说，殷周制度之异，这一看法有材料佐证。而说夏、商文化制度相同，可靠的材料在哪里？随着考古学和史学的发展，人们对有关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有了解。一些史家在著作中注意到这种情况，叙述了所谓“石刀时期”、“铜刀时期”的历史。《殷周制度论》谈黄帝、尧、舜时代，没有参之考古发掘之新材料。所以他的古史新证的“新证”，又是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此其二。另外，《殷周制度论》开篇即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变革，殷周间最剧烈，这不符合事实，言过其实。他又说，古代圣人“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说一代大典、制度出自圣人之心，而且后世的世道人心不如古代，这和“三代天理流行，汉唐人欲横流”的说法是一个样子，显然是唯心的历史观。
    对于中国近代考据学，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继承其研究成果，作为发展今天史学工作的需要。同时对其中的缺失和唯心史观的地方也要指出，给以科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