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阐述了王国维学术的内容，并侧重从方法论上说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把王国维考史方法当作是近代考据学的一个突出的成就。因此分析王国维考史的方法，认识近代考据学方法论的要点和特征，是必要的。
    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把自己的考史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份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二重证据法的精神，在于用联系的眼光来看待各种不同的材料的记载，通过综合比较，考信释疑。
    二重证据法是近代考据学发展的产物，也就是王国维说的“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可以从三点来说明，第一，如前所说，近代的考古发掘、科学整理资料工作的进展，各种新的历史材料，包括地下的和纸上的材料被发现，这给二重考史方法应用提供了条件。第二，欧洲学术思想的影响，这里包括实证主义思潮和其它学术思想的影响，因此近代考据学的方法论和旧的考史方法论相比，有了新的内容，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下面我们还要谈及这一点。第三，是清代小学的进展给王国维考史提供了便利，通过文字音韵训诂的手段把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相互联系起来，进行比勘。梁启超说：“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皮锡瑞指出清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三事之一，是“通小学”。“顾炎武《音学五书》，始返于古。江、戴、段、孔，益加阐明，是为音韵之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昌明许慎之书。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后有王筠、苗虁诸人，是为音韵兼文字之学，经师多通训诂假借，亦即在文字音韵之中；而经学训诂以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为最精，郝懿行次之，是为训诂之学。”（《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晚清民初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学者研究获得的成果，为王国维的考史提供了条件。王国维指出小学是“学术沟通之林也。”（《观堂集林》卷六《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分析王国维的考据学，可以看出王氏考史的生动气象远远超过乾嘉诸老的考史。但他是利用了前人在音韵文字训诂上取得的成果的。前人治音韵文字的联系、比较的思维方式也在他的二重证据法中体现出来。
    考察这样的历史背景，就可以看出王国维考据学方法论的时代特色，他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王国维遗书·序三》）
    王国维具体运用二重证据法考史，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把文字的训释和史事、制度的考察结合起来。王国维说对历史材料的考订，应该是“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观堂集林》卷六《毛公鼎考释序》）《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是他的史学代表作，他考定王亥为殷之先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考之篆文，说明《吕览·勿躬篇》中的王冰之“冰”字为“亥”字之讹，王冰即王亥。此由字形获释。《山海经》、《楚辞·天问》、《吕览》、《世本》说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的是“仆牛”，而古无轻唇音，“服牛”“仆牛”是一件事，说明记载一致，此由古韵学上获释。再由制度上来考订，卜辞上的材料反映了对王亥的祭礼是十分隆重的。结合各种材料，论定王亥为殷之先王，而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同上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先考》）
    再如《鬼方昆夷玁狁考》是他考史的又一名作。王国维把文献记载和小盂鼎、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金文记录结合起来，从文字学、音韵学上说明记载之间的关系，商周间的鬼方、混夷、獯鬻、宗周之季的玁狁，是“随世异名，因地殊名”，实为一族之称。另外一些材料上还有“畏”方等事的记录。王国维说：“……畏之为鬼，混之为昆、为绲、为畎、为犬，古喉牙同音也。畏之为混，鬼之为昆、为绲、为畎、为犬，古阴阳对转也。混昆与荤薰，非独同部，亦同母之字（古音喉牙不分），玁狁则荤薰之引而长者也。故鬼方、昆夷、薰育、玁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同上卷十三《鬼方昆夷狁考》）
    王国维没有满足文字学、音韵学上获得解释，他又考察各种材料中有关史事的记载，以及该族活动的地理范围，作进一步的论定，说：“故自史事及地理观之，混夷之为畏夷之异名，又为玁狁之祖先，盖无可疑，不独有音韵学上之证据也。”（同上）
    第二，重“目验”也就是重视亲见的事实。王国维强调“目验”的材料在考史中的重要性。关于“浙江”的的水名，《说文》认为“江水东至会稽山阴为浙江”，另外又有“渐江”。清人阮元作《浙江图考》，也是主此说。《汉书地理志》、《水经》等作渐江水，实际上，渐江即浙江。“浙”“渐”是一名之称。浙、渐系一声之转。王国维肯定了司马迁的记载，是因为“史迁亲上会稽，吴越诸水，皆所经历，所记不容有误。”他批评清儒信许慎之说，从而造成谬误。说他们“是末师而非往古，重传说而轻目验，吾不能从之矣。”（同上卷十二《浙江考》）
    又如，王国维考定“玨”与“朋”看出玨、朋二字，“玨古当与同读（音服），玨音与备通，故《齐侯壶》云：壁二备。备与朋本双声，又服、备古音在之部，朋在蒸部，之、蒸对转，故得相通。”他又疑古代的贝与玉皆以五枚为一系，二系为一玨，若一贝。但从字形、音韵上讨论，还不能算是“佳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72页）。以后他亲眼看到古贝的形状，“目验”古贝， 才断定自己的看法是对的（《观堂集林》卷三《说玨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