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这种现象，首先源于整个史学界对史评工作重视不够。我们没有专门的史评杂志，而正规史学杂志中，史评的份量甚小，发表的机会又少，这与国外不少国家形成鲜明对照。我们並非要全盘照搬国外的做法与经验，但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史学工作者不太愿意做史评工作，似乎历史与历史理论研究才算得上阳春白雪，史评则为下里巴人，上不了台面，也成不了评定职称的依据。这种认识和心态，实在也情有可原。在评职称时，我们的确过于强调数量而不太看重质量。其实，一篇见解独到精辟的史评，未见得比一本或一篇人云亦云、空洞无物的论著差。
    要想顺利开展史评工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有两大障碍需予克服。一是划清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划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理论与用马克思主义取代甚而取消史学研究的界限，以真正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如果做不到这点，史评就不可能有健康发展的土壤与环境。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人类科学文化财富的宝贵结晶，是真理，但它没有穷尽真理，也不可能对史学领域中辽如翰海的众多学术问题一一作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史学界中各种学术观点及其价值评论有种种不同，甚至尖锐对立，是十分正常的过程，不能简单化地加以引申，进而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人。相反，正是在这种种不同观点的相互冲突与交融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发现与接近真理，进一步了解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学术工作者追求科学真理时，起码应有的严肃态度。更何况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之中，谁也无权以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自居，以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唯一化身。这种态度和行为，同样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国小资产阶级众多，凡事好走极端，好看风使舵，经常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况。故而在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强调一下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是很有必要的。对史学界来说，这于史评工作的组织，尤其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是区分观点与人事关系的区别，学派与宗派的区别。史评之所以难于在我国开展，同观点论争十之八九演变成人事之争，有绝大关系。有时当事者尚不觉，旁观者也会鼓噪。于此，笔者深有感慨。生活在社会之中，笔者的学术观点，也会受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但笔者遵师嘱力倡独立思考，论争文章从不曾受任何人指示或暗喻，而且为了文责自负，发表前从不与论争中任何一方过目，但有时也仍不免为人所疑。这种风气，在我固可一哂了之，在学林却难免会多生多少是非。难怪不少人视史评为畏途，即使骂，观点的鲜明与语言的生动，也要打几分折扣，失去其精采之处。至于点名道姓地坦诚相见或相争，更是鲜为人见，鲜为人知。一旦史学界也能像体育竞技中的优秀选手那样，做到“台上是对手，台下是朋友”，“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现象也就庶几可免，“学派不多、宗派林立”的状况也就会根本改观。史评者可以解除得罪人的后顾之忧，不必只说好不说坏，评功不评过，或者完全相反，反正总是一面倒、一风吹，史评的质量也就可以大幅度提高了。
    史评同样有高下优劣之分。史评有较大的随意性与主观性，因而不能苛求其全面性，更不能要求它纯客观。好的史评，有观点、有见识，立意深刻而内涵丰富，给人回味无穷，並有较大的科学性，任何时候都能给读者以某种启迪或美学享受。对被评对象则相对公正。史评语言往往有较多的文学性与趣味性，耐读耐看。用一句形象的比喻来说，史评有如一朵火花或一串浪花，给史学增添无限的遐思与情趣。
    让史评成为史学的一门新的分支，不失为有识之举。这就需要有计划地组织史评工作者的队伍。那些因年事较高、公务较忙等各种原因，而难以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的老专家，是最合适也最现成的人选。在历史科研机构和高校历史系的中青年中，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也是个可行办法。此外，我们的眼光还可扩大到社会各界、以至一般民众中，这需要同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与史学知识水平的工作结合起来，而后者也是史学界本来应做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