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编年”，“纪传”、“本末”三种史体的始末、价值、影响等几方面谈一谈自己浅陋的看法。由于笔者是弃文务史，半路出家，对史学虽感兴味，但水平有限，今日“史体”一文只是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能士。
    一、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书出现最早，远在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均为编年体史书，如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等。而墨子曾说：“吾见百国《春秋》。”还有晋称《乘》，楚称之《梼杌》等史书亦均是编年体，可惜这些书大部分亡佚。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春秋”编写的，定名为《春秋》，从此，“春秋”一词便成了，孔子编写的史书专名，此书也便是编年体的开始。也就是说孔子的《春秋》是现存编年史书体的第一部。
    那么何谓编年体呢？
    所谓编年体，就是以时间为中心，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实。正如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解释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之名也。”就是说：《春秋》是编年体史书，年有四时，不能遍举四字以为书名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以包夏冬。其记事方法，即在一年之下，标出春、夏、秋、冬，再加月份和日期，然后记出史实。以全部《春秋》来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按时间顺序，分年记事：经鲁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先后十二代。又以一年来看更为了然在目。兹录“隐公元年”为例：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三月：公及仪父盟于蔑。
    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元年九月；及宋邾人盟于宿。
    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这里的“元年”代表一年。年后的“春”、“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二月”是一年中的月分。月下的事件，就是当月发生的事情。这样按时间顺序来记载历史，能注意历史事件的时间联系，给人以完整的历史概念。有利于明白时势。
    《春秋》虽具编年体规模，然而，只不过是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具体、完备、成熟的编年体的史书要推《左传》。它在写法上，同于《春秋》，仍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春秋史事，所以它的体例也是编年体。但较之《春秋》更加完备和成熟。《春秋》类似于大事年表，全书仅一万七千字，每事自为一条，每条最长不过四十余字，最短者仅一字（如隐公八年云“螟”）。各条之间，记事不相联属。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每年多则十数条，少则只有三四条，仅具纲目，不叙史实过程。而《左传》对于重要问题，都能复溯原委、前后照应，已经是近于有史有论的编年体史书。以“隐公元年”为例。《春秋》只有一句：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传》写了洋洋千言，生动完整地描述了郑伯是怎样克段的。写出了郑庄公兄弟残杀，母子为仇，后来又假惺惺的地下相见，母子和好。揭露了统治者奸诈虚伪，把庄公、姜氏，叔段写得各有特色。全书是按编年而成，但并不死板，机械，能够做到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能集二家之长，将《尚书》记言与《春秋》记事为一体。正如刘知几《史通·载言》所说：“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另外，《左传》更较《春秋》高胜一筹的是《左传》在叙事之后有作者对史事的评论，泛称“君子曰”。这一直接评论史事的形式，对后事影响颇大。《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曰”均是脱胎于《左传》“君子曰”。因此，说《左传》是完备、成熟的编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