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汉代荀悦对编年体又有所发展。汉献帝时，荀悦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汉献帝“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后汉书》荀悦传）于是荀悦在建安三年，依照《汉书》材料，“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其要凡，存其大体。旨少所阙，务从省约，以副本书，以为要结”（《前汉纪·高祖纪序》）。就是把纪传体的《汉书》，大事精简一番，改造为编年体的《汉纪》，作为汉献帝的读本。该书是以传解释经的办法。就是以《汉书》本纪为纲，采摘各传及志、表之文，按其年月先后，散入本纪各年之下。对那些无年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则用连类列举的方法进行安排。这在编年体史书的编写上是一个创举，特别是他为用编年体撰述断代历史创立了典范，对后世编年体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正因为苟悦的《汉纪》在编纂方法上有所创新，所以当时的人称赞它“辞约事详”，流传很广。“历代褒之，有逾本传。”（《史通·二体》）唐代科举考试，即把《史记》、《汉书》和《汉纪》作为一科，可见对此书的重视。
    编年体自汉代直到隋唐五千余年间，处于低态。到了宋代，编年体史书突破了沉寂的局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拔地而起，成为编年体史书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在前一段时间里无论“纪传”还是“编年”，均是断代，每朝一书，上下不连贯，远远适应不了“为统治者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的要求。”司马光慨然承担了这个历史使命。他以三百万字的篇幅囊括了一千多年的史实，使编年体史书又继《左传》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通鉴》对古之“编年”，“纪传”二体汲取其长，摒弃其短，在编写上基本是以正史“本纪”为经，以“传”为纬，将“志”之大端编入相当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插叙及人物首先交代籍贯、世系等方法，合理的把“纪传”、“编年”荟萃为一编。从而使《通鉴》成为古代编年史的楷模。
    《资治通鉴》的成功，给编年体史书带来了新的生命和希望，促进了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中说！“盖自班固以后凡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荀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作为一书，编年家复作为一纪，而皆系以朝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司马光毅然矫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接。”《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它的影响下，史家竟相效仿，编写续书。著名的有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毕沅的《读资治通鉴》，清陈鹤的《明记》，清夏燮《明通鉴》等。这些编年体史书虽未超过《通鉴》，但使“编年”一体贯穿古今，形成体系。
    二、纪传体的产生和发展
    纪传体史书创始于司马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七十列传、三十世家、十二本纪三体是以写人物为主，是《史记》的主要部分。这种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表现和反映历史内容的新的史书体裁，就是所谓“纪传体”。列于正史中的二十四史都无例外的有本纪和列传，所以正史都是纪传体。如《汉书》尽管同《史记》有所不同：《汉书》包括四种体例：“纪”、“传”、“志”、“表”。然而，有“纪”、有“传”、基本体例是依据《史记》的。再有《后汉书》较《汉书》无“表”降而为三体（十纪、八志，八十列传），但有“纪”有“传”，自为纪传体史书。因此说“纪传”是他的主体，“纪传”是他的主要标志。这种体例，以帝王为纲，便于记载人物活动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
    把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综合于一书，使各体之间各有侧重，又有内在联系，详于此则略于彼，而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是司马迁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这种创造并非无前例可寻，“书”的标题本于《尚书》，“表”的形式源于《周谱》，“本纪”之名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的引语，“世家”之称亦见于《史记·卫世家》的引语，至于“列传”则从“传”字而来，即解释之意，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早在《史记》之前。尤其《世本》一书对司马迁影响最大，正如周汝同先生在《中国历史文选》中说：“世本》内容有七部分：《帝系》、《世家》，记黄帝到东周列国王侯的世系；《谱》，记周王室和诸侯国执政的世卿大夫的年表；《传》，记春秋前的名人事迹；《氏姓篇》，是先秦大小贵族的起源和宗支分化状况的族谱；《居篇》，记三代王都和列国都邑的变迁；《作篇》记上古的技术发明和礼乐初制。……《世本》很受后代历史家重视。司马迁的《史记》，从取材到体例，都明显地接受了《世本》的影响。因而可说《世本》是历代封建王朝纪传体“正史”的雏型。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发展、创造而综合一书，这便是史学史上的里程碑。不朽的功绩。正如王伯祥在《史记选》的序言中说！”综观《史记》的各体，“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志”和“书”是贯穿事件演化的总线索。它们之间互相关合着，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纪”和“传”更是构成全书的经纬线。正因为经纬关合，所以能够分别安排组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拾遗补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写成了这样一部空前的大著作，奠定了作史的范式，一直被后来历代史家所尊奉，称做“纪传体。”司马迁始创的是纪传体的通史。在纪传体的发展中又有变化突破的是东汉班固首创的纪传体的断代史。所谓记传体通史指的是：用纪传体的方法，来记叙从古到今，各代帝王，将相、功臣、名士的历史。所谓纪传体的断代史，则指的是：用纪传体的方法，仅记载，一朝一代的历史。《史记》便是纪传体的通史。而《汉书》是纪传体的断代史。这种断代史的出现。标志着纪传体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历代史家因循、仿效。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的二十三史有十八部都是断代史。这种体例的优点：便于及时地保存和整理史料，它“包举一代”，可容纳一个朝代更多的内容。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司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缺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过‘世家’，及‘书’曰‘志’而已。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汉书》这一纪传体断代史的出现，从客观上看，也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西汉长达二百余年，史事繁复，如果再用象《史记》那样贯通古今的通史来撰写，就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另行编著一种一代为限、全面记载、材料充实的史书，就是《汉书》这样的断代史。况且，断代史能为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矛盾运动提供例证，在史学上自有其特点和重要价值。上述说法均是对断代史的褒举之言；但是历代也有一些学者投以贬斥之语：南宋郑桥在他的《通志·总序》中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郑桥极力主张作通史，这没有错，然而极力反对写断代史，这就未免失于片面，实在是偏见。如按郑氏的主张，拼弃他体，只要一种通史，这样的后果将是：你会通，他会通，势必会造成重床叠屋，重复互见，既浪费了笔墨，又谁能有暇足读呢？正因为如此，历代的一些学者，慧眼识出断代史的优点，于是历代接踵而起：继东汉班固写成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之后，魏晋南北朝，撰写成纪传体的断代史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