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裴松之《三国志注》
    史注出现于汉代，有记载者，如延笃《史记音义》、应劭《汉书集解音义》、贾逵《春秋外传国语解诂》、胡广《汉书解诂》、服虔《汉书音训》等等，不幸的是，这类典籍均已亡佚，但从其史注名称推测，可知这类史注多以解释文字、考订制度为主。然而，宋裴松之所作《三国志注》则不同于以前的史注，独具一格。
    《隋书经籍志》著录裴注《三国志》六十五卷外，尚有《叙录》一卷，惜《叙录》失传，所以，对裴松之作注的宗旨的了解，只能通过《上〈三国志注〉表》及其具体内容认真体味了。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遊览之苑囿，近史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裴松之注《三国志》“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据《廿二史札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载，裴松之收集三国史料凡一百五十余种，正象他自己所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以如此丰富的资料充实陈寿之书，体现出裴松之注《三国志》的重点在于补充史实和考订史实。
    裴注有严格的体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有明确地说明，其要有四：①“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②“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③“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④“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辨”。以上四点，亦可归纳为补阙、考异、纠缪、考辨。由于考辨多以考异为基础，二者共性颇多，实际运用中往往难以区分，为了论述方便，将考异与考辨合二为一。
    ①补阙：裴松之针对《三国志》记事过略，不免脱漏的缺憾，利用注的形式补充了大量史料。如《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九年“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裴注引《魏书》载公令之全文，其令不仅对袁氏之难做了说明，而且明列现行租赋的规定，同时要求官府必须按规定执行，不得擅发等等，补充了原文过于简略的不足。又如《魏书·董卓传》言“（李）催等纵兵杀公卿百官，略宫人入弘农”，并无具体介绍。裴注引《献帝纪》说到尚书令士孙瑞被杀，又引《三辅决录注》，补充了士孙瑞简况。士孙瑞在《三国志》中无传，但在《后汉书》中有传，内容虽与裴注所引基本相符，却显然不如裴注为详。又如《吴书·吴主传》赤乌二年记事始于三月，而忽略了孙权于是年正月有诏曰：“郎吏者，宿卫之臣，古之命士也。间者所用颇非其人，自今选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虚辞相饰”。这份涉及选官原则的诏令，关系朝廷统治的命运，裴松之根据《江表传》，将此诏附于注中，补充了《三国志》的阙略，是非常必要的。以上实例虽不能囊括《三国志》裴注所补内容的各个方面，但已可窥其一斑。
    裴注补充内容丰富，有时也不免繁琐，故往往被人指为芜杂，责其选择之功欠佳，这样说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裴松之广搜博引，并把这些材料都原原本本抄录下来，任读者判断取舍，虽不如只把精华奉献给读者好，但也免去只凭一己之见随意芟夷的毛病。不错，有些材料作为正文某一内容的注，的确显得冗长，但是这些材料却提供了另外的史实，这些史实，只是由于作为裴注的一部分才得以保存，所以，仅从裴注保存了大量宝贵史料这一点看，其功绩也是无庸置疑的。
    裴注所补内容有不少可与范晔《后汉书》相印证。《后汉书》作者范晔比裴松之小二十六岁，但先裴松之六年而死，他们可称为同代人，所以他们接触到的史料基本一致。范晔所撰与裴松之所注间或涉及同一事或同一人，如陈寿《魏书》卷一一所载王烈事迹仅五十余字，裴松之引《先贤行状》有关王烈的记载为注，其内容即与《后汉书·王烈传》大致相仿，但较范书为详。足可说明，裴注所补内容既信实可靠，又有相当的校勘价值。虽然，裴注所补内容丰富，其篇幅几倍于陈书，但也不是包罗无遗，对此学界亦有讥评，清代学者赵翼说：“然则锺繇书法妙绝古今，本传不载，注中自应补入，而裴注不及一字。华歆从逆奸臣，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本传既遗而注亦并不及，则世期之脱漏多矣。”（《陔余丛考》卷六）但一个人的学识、精力毕竟有限，过分强求，便不免苛责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