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裴注，补阙、考异、考辨、纠缪是其主要内容，但不是其全部内容。裴松之的注还以按语的形式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如评价所载人物的行为，《蜀书·关羽传》记关羽离曹军投奔刘备，裴松之按曰：“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又如批评陈寿撰述失当，《吴书·鲁肃传》记鲁肃力主孙、刘联合，裴松之按曰：“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裴松之批评的极是，《三国志》记述有敌对关系的三国，但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则不应相互矛盾，何况还是出自一人之手，这确实是陈寿不可原谅的纰漏。另外，还有对地名的勘定，辨别文字异同等，这些内容，使得裴注更为丰富、充实，尤其是对史事，撰史的评论，已经超出单纯注史的范围，使史注的内容更为深刻。
    裴松之《三国志》注在文献学上的贡献，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它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裴注大量引用魏晋人的著作，并多首尾完具。然而这些书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足四分之三，到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所以，尽管裴注不免繁芜，有拾“寿之弃余”之嫌，但它保存文献的功绩还是不能抹煞的。其次，裴注开史注新风更有深义，裴注的作法适于史书的特点，拾遗补阙，考异考辨，纠其谬误，使得史书所载更为完整、丰富、客观，真正体现出史书的价值。时至今日，裴注的方法仍对注史者有重要借鉴作用，可以说，裴松之开史注新风是他对文献学最主要的贡献。
    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
    《世说新语》是记述前代遗闻轶事的笔记小说，它内容丰富，文辞优美，深得世人称道。问世不久即有人为其作注，据汪藻《叙录考异》载，南齐人敬胤曾为《世说新语》作注，敬注采录史书较详，并间或对原文有所驳正，此注早佚。现存颇负盛名的《世说新语》注乃为梁刘孝标作。据史传记载，刘孝标生于宋卒于梁，其生活年代与刘义庆作书年代相近，加之“博极群书，文藻秀出”，所以《世说新语》得其作注，于人物事迹，记述更加详备，提高了这部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
    刘孝标博综群书，随文作注，所引经史杂著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刘孝标注不仅引书弘富，而且引据该洽，注释详密，剪裁得当。由于《世说新语》所涉多属真人真事，颇具史书性质，因此刘孝标注与裴注言很多共同点，不拘于对词语的诠释，而是广搜材料，对原书所述内容，或是加以充实，或是发其含蕴，或是考其当否，或是纠其谬误。然而，记传闻轶事的笔记，毕竟不能和史书完全一样，所以，刘孝标注中校释文字仍占有相当的篇幅，另外，其注并不把记同一事的所有材料都排列出来，通常是选择一种或两种列在注中。根据刘孝标注的情况，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形式：校释、考异、纠谬。
    ①校释：这一部分包括校勘和注释，虽然二者同时出现在一个注中，但它们的性质与功能则不同。校勘即勘对不同书本文字的异同，把这些异同列出，有益于原文的存真和对文句的理解。如《雅量篇》第九条记裴遐被周馥曳坠地，颜色不变，王夷甫问他何得不变，他回答：“直是闇当故耳”。刘孝标注曰；“一作闇故当耳。一作真是斗将故耳。”从整段文意考察“闇当”难通，若不是有本做“斗将”，只好牵强附会，以讹传讹了。
    一般地说，注释以诠释词语为主，其中所涵颇多，如注音、解释方言，考镜名物典制及地理沿革等等。由于魏晋南北朝士大夫阶层尚清谈，故《世说新语》所记言语多雅谑、含蓄，所以为其作注释不仅要包括常见的内容，而且还要交待人物的身份、言行的背景，方能发其含蕴，解人难明之惑。这可谓《世说新语》注释的突出特点。如《排调篇》第四一条，习凿齿与孙绰（孙兴公）在桓公家相识，桓公介绍他们交谈，孙绰曰：“‘蠢而蛮荆’，敢与大邦为仇？”习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孙、习皆引《诗经》，其意何在？刘孝标注曰：“《小雅》诗也。《毛诗》注曰：‘蠢，动也。荆蛮，荆之蛮也。猃狁，北夷也。’习凿齿，襄阳人。孙兴公，太原人。故因《诗》以相戏也”。很明显，如果没有刘孝标的注，便难以领略以《诗》相戏的妙处。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类注释内容更为重要，它是由《世说新语》风格、特点决定的，而能够根据注释对象的情况，决定注释的形式、内容，才能使注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②考异：前已指出，《世说新语》虽是记载传闻轶事的笔记小说，但涉及的几乎都是真人真事，于是为其作注，自然包括考辨所述是否属实、是否准确的内容。特别是原书与他书记载有差异时，便只好用考异的方法，即列出与原书不同的记载，由读者判其是非。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孝标的考异并不仅仅限于与原书记载的不同，而还扩展到了所引解释原书内容间的不同。如《文学篇》第六一条，记殷仲堪与惠远谈《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刘孝标为殷仲堪的话作注，先引《东方朔传》曰：“孝武皇帝时，未央宫前殿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更问东方朔，朔曰：‘臣闻铜者山之子，山者铜之母，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钟先鸣。《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应在后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书言山崩，延袤二十余里。”又引《樊英别传》曰：“汉顺帝时，殿下钟鸣，问英。对曰：‘蜀岷山崩。山于铜为母，母崩子鸣，非圣朝灾。’后蜀果土山崩，日月相应。”刘孝标以为“二说微异，故并载之”。《东方朔传》、《樊英别传》只在阐明钟鸣与山崩的关系上是基本一致的，这已经达到解释殷语的目的，所以尽管两书所记时代、解说的人、山崩的地点都不同，但并不影响对原书内容的注释。而刘孝标用考异之法，列出两种不同的材料，既起了注释作用，又对所涉“山崩钟鸣”的记载表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