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纠正《水经》的谬误。由于郦道元对《水经》所记河流做了实地调查，发现其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时，即可自信、明确地指出《水经》的错误。如《潧水卷》“东过其县北，又东南过其县东，又南入于洧水”条，注曰：“自郐洧东南，更无别读，不得迳新郑而会洧也。郑城东入洧者，黄崖水也。盖《经》误证耳。”又《瓠子河卷》“又东北至梁邹县西，分为二”条，注曰：“脉水寻梁邹，济无二流，盖《经》之误。”此二例足以说明郦注对《水经》的错误有勘正之功，而这些勘正都是实地考察后做出的，可见实地考察在注《水经》中所起的作用。
    郦道元作《水经注》，“旨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是故迁贸毕陈，故实骈列”，补充了大量珍贵史料，使《水经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都曾屡屡引其内容，说明《水经注》的史料价值已得到后人的充分重视。《水经注》纠正了《水经》的记载错误，使谬误不传，亦有功德于后人。统观《水经注》，涉及考辨、补阙、纠谬诸方面，可以认为，郦注显然吸取了裴松之注《三国志》的特点，并能按照自己作注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有所发挥。而《水经注》为某一水道作注时，叙述其源流经历，以及沿岸的山川景物、故事轶闻、风土民情，并不紧扣《水经》原文，却往往只有若隐若现的微妙联系，而自成一篇首尾完俱，甚至游离于《水经》之外的独立文章，这不免让人感到它颇具左氏风格。
    附论颜之推与文献校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学者，著述颇丰，今传有《颜氏家训》、《冤魂志》等。颜之推勤于读书，不仅广博，而且专精，他在读书治学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文献典籍因流传而造成的讹误及其它问题。颜之推十分重视这些问题，并在《颜氏家训·书证篇》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他总结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不少很有成效的办法，其中颇多涉及校勘原则问题，在文献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南北朝时期，我国书籍从笨重的简册制度脱离出来，开始用廉价而方便的纸大量传抄。因而，带来了两个明显的流弊：其一，正如当时的谚语所说：“书三写，鲁成鱼，虚成虎”（葛洪《抱朴子·遐览篇》），产生了不少讹误。其二，由于钞手的水平不一，所用底本的质量不同，常有一些别字和生造的俗字，把文献搞得混乱不堪。而当时的学风又尚空谈，欠务实，虽“问一言辄酬数百”，但“责其指归，或无要会”，至有“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的笑谈。（见《勉学篇》）至于道听途说，误用典故者比比皆是，如《后汉书·乐恢传》乐恢曾上疏云，“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业”是言皇帝年少，春秋尚多，而南北朝时，却有人“呼高年为富有春秋”（《勉学篇》），完全与《后汉书》所载颠倒了，由此足见当时学风之一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颜之推才把校理典籍的重要性及其方法等，写入《家训》，以备子孙遵循，不致误入歧途。
    颜之推用生动的实例，证明读误书对人的遗害。他说：“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大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勉学篇》）那么，颜之推究竟有什么妙法来对付这些误人子弟、讹误丛生的书呢？颜氏的方法不外乎就是象刘向当年校书一样，广搜异本，进行“校雠”。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提到了不少异本。如《诗·鲁颂·駉》“駉駉牡马”句，颜氏云：“江南书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为放牧之牧。”又如《诗·王风·丘中有麻》“将其来施施”句，颜氏云：“河北《毛诗》皆云施施，江南旧本悉单为施，俗遂是之，恐为少误。”这里仅《诗经》便涉及“江南本”、“河北本”、“江南旧本”等。再如《晋中兴书》，有“兖叫号为濌伯”句，顾野王《玉篇》作“黯伯”，颜氏云：“吾所见数本，并无作黑者，重沓是多饶积厚之意，从黑更无义旨。”为考察一个字的正误，颜之推核对了《晋中兴书》的多种异本。在这里，颜氏是颇得刘向校书之遗风的。值得一提的是，刘向校书处在全国大一统的汉代，而颜之推校书则是处在中华大地南北分割之际，但颜之推仍尽力搜罗一书的诸异本，所谓“江南本”、“河北本”等，正反映颜氏十分注意地域分割所带来的古籍文字的差异。
    从校勘学而言，一书异本之间的“校雠”，仅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对校”，即雕版印刷盛行后的“版本校”，这种诸本间的“对校”，虽然反映诸本的面貌，但一般不能简单地仅靠诸本间的异同来判断孰是孰非，这就需要借助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些办法，在刘向的书录中没有反映，而在《颜氏家训》中却有比较明显的反映。如校《史记·黥布传》、《汉书·外戚传》之“妬媚”之误，就是典型一例，颜氏云：“此二‘媚’并当作‘媢’，娼亦媢也，义见《礼记》、《三苍》。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宪王后妬媢’。王充《论衡》云：‘妬夫媢妇生，则忿怒斗讼。’益知媢是妬之别名。原英布之诛为意贲赫耳，不得言媚。”这里并举《史》、《汉》皆作“妬媚”，是颜之推注意到了用《汉书》的同类记载去校《史记》，这在后世称作“他校”。虽《史》、《汉》相同，但《史记·五宗世家》却明言“常山宪王后妬媢”，显然，“媚”、“娼”必有一误，于是求诸《礼记》、《三苍》，乃至王充《论衡》，终于得出了应作“娼”的结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史记·五宗世家》的引证，这种用本书前后互校的办法后世称作“本校法”，是校勘的一种重要方法，显然颜之推已注意到了这种方法。至于求之《礼记》、《三苍》、《论衡》等，这既涉及儒家经典，又涉及字书和当代人的有关记载，这种广征博引的方法，已是名副其实的考证了。不言而喻，考证是解决校勘疑难问题的重要手段，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而颜之推已能纯熟地运用这方法，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