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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注名著三种(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史研究》 曾贻芬 崔文印 参加讨论

③纠谬:对于记传闻轶事的笔记小说所述之事,本可以不追究其正误,但由于《世说新语》所涉内容为真人真事,甚至连姓名亦不曾改动,人们不免以实在的人和事去核对《世说新语》的记载正确与否,刘孝标注中的纠谬正是为此而设。刘孝标对《世说新语》的谬误持严肃、谨慎的态度,凡是有确凿可靠的事实根据者,方明确指其谬误。如《言语篇》第十条“刘公干以失敬罹罪,文帝问曰:‘卿可以不谨于文宪’?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刘孝标注曰:“按诸书或云桢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后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谓桢得罪黄初之时,谬矣。”刘桢死于何时,《三国志》没有明确记载,裴松之亦引《典略》说明刘桢死于魏武之世。刘桢虽与文帝相识,但称其“陛下”则必须在其即位之后,而在魏武之时,刘桢不能称文帝为陛下,既要称陛下又必须在黄初之后,这样又与《典略》所记相悖,所以《世说新语》记载有误是肯定无疑了。还有一种情况,即找不到说明其谬误的可靠根据,但又发现其有不合理处,就提出质疑,如《假谲篇》第五条“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以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刘孝标注曰:“按袁、曹后由鼎跱,迹始携贰。自斯以前,不闻仇隟,有何意故而剚之以剑也?”据《魏武本纪》、《袁绍传》记载,曹操与袁绍少时确有交往,却未见其有仇隙的记述,而且还记载了初平元年讨董卓的势力结盟,袁、曹皆在其中,袁为盟主,曹操行奋武将军。看来刘孝标对《世说新语》的记载提出质疑是有道理的,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这条记述是错误的,仅仅是因为尚未得到确凿的根据,这也证明刘孝标作注的严谨态度。
    刘孝标不拘于文字训诂及典制、名物的诠释,而是借鉴裴松之注史之法,注《世说新语》这样包括史书成分的文学作品,不仅提高了《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以后文学作品的注释亦颇有影响,从唐人注《文选》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三、郦道元《水经注》
    南北朝出现了第一部为地理书作注的典籍,即郦道元所作《水经注》。
    《水经》原文极简,只记述一百三十七条水流,而每条水流亦寥寥数语而已。于是“辄述《水经》,布广前文”即成了郦注的主旨。中国河流众多,河流不论长短,都有发源地,流经区域和归宿,其自然形态各不相同,相当复杂,故郦道元说:“大川相同,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K1AC01.jpg},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流的自然形态、名称等等都在不停地变化,引起变化的自然原因固然重要,而人为的原因亦不可忽视,“绵古芒昧,华戎伐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负。或乱流而摄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以上引文均见《水经注》序)。鉴于这种情况,为《水经》作注,不仅要搜集大量典籍资料,而且更需要对河流进行实地考察,方能对其作出客观、正确的注释。
    《水经注》能够充分利用历史资料,征引丰富,遇到诸说不尽相同,而又难以定其是非时,郦道元即采取考异之法,罗列诸说,间或作一按语附后。如《水经注·河水卷》,解释“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条,即引《禹本纪》、《山海经》、《准地志》、《穆天子传》、《外国图》诸书。然而,这五书对于河水从昆仑至积石的距离,其说不一,莫衷由是。郦道元也只好存疑,作按语曰:“数说不同,道阻且长,经纪緜褫,水陆路殊,经复不同,浅见未闻,非所详究,不能不聊述闻见,从志差违也。”郦道元援引数说,但不能定其是非,明其优劣,他以为是“道阻且长”,不能做实地考察所致。由此不难看出,郦道元很重视对河流的实地考察,他不仅用实地考察验证《水经》等典籍的记载正确与否,而且补充了大量内容,所记河流已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篇幅二十倍于《水经》。这样做,适应注释对象的特点,使其注释收到良好效果。
    第一,“即地存古”,追述相关之史实。实地考察,身临其境,不仅能看到河流的走向、水势、周围的环境地貌,感觉到风云变幻、四时更失,而且也可以查访民俗,寻觅古迹,所以郦注既描述河流的自然形态,也记载河流所经区域的历史变迁。如《晋水卷》曰:“东过其县南,又东入于汾水”条,郦注先说明“沼水分为二派”,然后南、北二渎分述。“又北渎即智氏故渠”,智氏与韩、赵、魏争权与其有关,而且“亡其渎,乘高东北,注入晋阳城,以周灌溉”。汉末,仍然是这个地方,郡掾刘茂贞和太守孙福匿于城门西下空穴中,躲过赤眉军。这里用较多的笔墨记述发生的历史事件,最后简明地记此水“东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而对于南渎的记载则以自然形态为主,辅以历史事件。“其南渎于石塘之下伏流,迳旧溪东南出,迳晋阳城南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经书晋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杜预曰,大卤,晋阳县也,为晋之旧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赵鞅以晋阳叛,后乃为赵矣。其水又东南流,入于汾。”比较对南、北二渎的记载,其侧重确实不同,但都根据具体情况记载了当地发生的历史变迁。赋于自然形态的水流以社会内容,是《水经注》的普遍特点,加之郦道元有较高的文字修养,因而《水经注》的很多章段都可独立成篇,其文多用白描,间施彩笔,不拘一格,成一代文章典范。故郦注对地理书注、文学诸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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