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价值观的转型
    由于基督教会对整个教育的垄断，以及它在政治分裂的中世纪所处的精神领袖的位置，基 督教的价值和道德标准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无论是宗教事物还是世俗事物，均被纳入 到它的神学逻辑之中。以至于人们不是在生产实践中和切身体验中来判定某件事情的合理与 否，而是首先到神学的教义中去寻找，看它是否符合神学的原则和主的教导。这种价值判断 原则应用到经济领域，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带有神学意味的经济价值观。“在神学家们看来 ， 社会是一个精神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经济实体。因此，经济活动必需为道德目标服务，必需 以实现道德目标为目的。经济活动只能作为实现道德目标的物质手段。由此可见，经济学不 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经济学知识存在于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整体结构中才会有意义”。（注：A·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在基督教会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劳动和财富有着一套独特的认识。一方面，他们认为， 当人们与上帝同在，还没有因亚当和夏娃的失误而犯罪的时候，劳动并不是人类生存不可缺 少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教会认为，劳动与人的生活条件又是分不开的，在日复一日的正 常生活中，普通人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工作。而且就整个社会整体结构而言，生产性的劳动 起着重要的作用。关键问题是劳动的目的。如果劳动是以积累财富为目的，则不会得到神学 家们的祝福。因为追求财富可以使人们丧失理智，只为自己的肉体着想，而不为精神需要着 想 。对于基督教神学家而言，劳动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积累财富，而是在于修炼和受教育。懒 散是灵魂的敌人，它会产生邪恶而且能够使永生的灵魂受到威胁，而劳动则能够克制人的欲 望，有利于自我约束和精力集中。
    基督教会并不是鼓励人们抛弃所有的财产，而是要求人们正确地认识财产的作用。不要以 获得财产作行动的动机，亦不要以拥有财富作为目的。重要的是要从富有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抵制财富本身所具有的奴役人的力量。人们应该正确地使用财富，使财富起到好的作用。 把金钱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目的，实际上就等于为人类灵魂的毁灭提供了保证。
    在整个中世纪，社会上一直对那些不从事生产活动而从事商业活动尤其是高利贷活动的人 存有强烈的偏见。认为通过商业而获取的利润是不公正的，“因为商人除了以一种价格购买 商 品而又以另一种更高的价格卖出以外，没有作任何事情。早期形成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看 重创造性的劳动，因此，商人劳动的合法性问题及他获得的利润，转换成他的劳动是否是创 造性劳动的问题。”（注：Little Lester K.,Religious Poverty and the Profit Economy In Medieval Europe, p178.）在中世纪时期，公平价格的概念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他们认为，某种 物品的价格或价值取决于人类的需要。价值的决定因素主要是人，其次是该物品的客观质量 。但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取决于共同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需要。高利贷所获得的利润是不道 德的 ，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就获得了利润。高利贷实际上是出售了上帝所独有 的时间。
    在这种观点支配下，人们对脑力劳动也存在着偏见。在中世纪早期，下列观点一直很流行 ：脑力活动不能用物质奖励来划分等级，尤为重要的是，教师不能获得报酬，因为人们认为 ，智慧是上帝送给人们的礼物，因此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至多，人们只能送给教师一些礼 物来感谢他们把知识传播给大家。
    因商业兴起和商人阶层的形成而促成的教育和文化的世俗化，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人 们开始从理性的角度来重新考察过去认为是恒定的标准，一种新型的经济价值观围绕着劳动 、财富而展开。
    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各种职业，人们发现“每种职业都有其自己的物质作用，以及他自己 的精神价值。任何商业都不是救赎的障碍，每种都有它的基督教天职，结合和结构新旧职业 的社会学模式扩大了。传统的文科框架此时开放来接受新的思想和学术专长。更有价值的是 ，以前遭谴责的工科技艺也被接受”。（注：Jacques Le Goff,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The University Of Chic ago Press 1982,p67.）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在过 去，人们谴责商人及其商业活动是因为商人经营的目的是贪婪和渴望获利，但这种谴责本身 又为商人和商业的合法化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只要人们认定他们的目的是正当的，那么商业 便是正当的。为此，在12世纪，为工商业确立了两种正当的理由。第一有关公共利益。随着 公共的、城市的及君主的行政管理的发展，公共利益的思想具有了最高的地位。因此，由于 商业、纺织业、织布业等，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行为，因而是合法的。同样，商人的存在也有 了正当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是把一个地区得不到的产品从外部带进来，因而，是一个服务于 公共福利的特殊行当。它的出现与“国际”长距离贸易的恢复和“世界经济”的开始有着密 切关系。第二个正当理由是劳动。劳动不再是受蔑视的理由及地位低下的标记，而是值得称 赞的。所忍受的痛苦不仅使商业的活动而且使它获得的利润成为正当的理由。商人从事的是 有益的事情，理应获得劳动的报酬。尽管有着欺骗，但不诚实商人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整个商 业职业的错误。
    与此相关的是，大学中的教师为人们所接受。这些靠思想获得工资的人，曾遭到过强烈的 反对，人们谴责他们出卖知识而获取职业性费用。然而，一旦法学家和教师带着这样的问题 去工作时，他们当然不能发现自己的职业有什么非法之处，而是发现，他们出卖的是自己的 努力、建议和自己的时间，而不是知识。工资是他的耕耘而不是他知识的价格。这时，时间 并不再是上帝独有的东西，随着商业的发展，时间已经成为可与效益相联系的可测量的东西 。
    就连一些修道院思想家也开始把精力放在沉思和歌颂人类的秘密上，给人本身设定一个恰 当的位置。他们认为，人类居于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说，人类位于上帝和可见的世界之间， 并在每一部分中均有其份额。世界服务人类，人类应当服务上帝。人类被给定了很大的自由 ，不能被迫把自己的心灵转向上帝至高的善。自由地服务上帝意味着使用从上帝那里接受的 最高礼物头脑和心灵：理性和理解是一方面，而信仰和爱是另一方面。（注：Friedrich Heer,The Medieval World,p107.）承认理性的作用便 是承认了人自己在拯救自己中的作用。
    新型经济价值观的形成对商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得商人们从赚取不义之财的 罪 恶感中摆脱出来，使得商人们的劳动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它恢复了劳动和报偿之间的合 理关系，使商人们为自己经营方式的正当性找到了充分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