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业精神的理论化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欧进入了一个思想和意识大变动的时期。文艺复兴把人们从天国拉到 人间，把世俗的人摆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使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来世，而是更好地面 对现世，享受现世。继之而来的宗教改革则从宗教内部对基督教的教义和教会的职能提出质 疑，加强了个人在拯救中的作用，对劳动和财富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虽然这些新理论 的编撰者并非实际的商人阶层，但是，从中我们又处处可以看到商人的影子。正是商人的商 业经营活动为新时代提供了物质基础，新时代的精神正是商人哲学的具体体现。
    虽然就一般意义而言，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和艺术的运动，但是，它的一切均同商业的发 展和商人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商业是文艺复兴的基础。文艺复兴能够以意大利为发 源地，当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文艺复兴归根到底“是一种城市现象”，（注：John F.H.New,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John Wiley & Sons Inc.1969,p54.）而城市正 是商业复兴和商人阶层出现后的产物，城市以商人阶层为主体，享受着独特的法律和自由的 人身，形成城市特有的意识。文艺复兴最先出现在意大利，是因为意大利是城市最为集中及 商业最为繁荣的地区，“商业就是意大利人的边疆”。（注：王任光《文艺复兴时代》，台北，成文，1980年版，第85页。）其次，文艺复兴是商人阶层的要求 和商人阶层力量的体现。庄园的物质基础是土地，它所谨守的东西是传统和秩序，“中世纪 世界，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社会，都基于一种一致的原则。个人总是某一社会单位的成员 ，而且作为社会团体的成员，他才获得了重要性。”（注：Dorothy Mills,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Times G.P.Putnam'a sons 1939,p3.）如果说商人最初根本没有力量与强 大的基督教会相对抗，无力在社会中提出自己的主张，只能顶着很大的压力和恶名来发展自 己的话，那么，当商人们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并有了稳固的据点城市后，确定商人阶层 地位以及表达商人自己的思想意识，便有了产生的必要性和必需的条件。最后，从文艺复兴 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商人哲学与文艺复兴精神的一致。概括讲来，文艺复兴精神 的基本特征是，“人和世界的重新发现；享受生活的新意识；禁欲主义和象征主义让位于感 官享受和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替代理想主义；追求知识方面的实验方式替代传统主义和蒙昧 主义。”（注：John F.H.New,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p53.）这些特征正是商人哲学的体现。如果说商人们通过实践而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精 神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一种总结。
    宗教改革是与文艺复兴相辅相成的一种思想运动，它同商业的发展，教会势力的衰落具有 很大的关系。当世俗的国王势力弱小，商人力量非常虚弱时，教皇充当了神的代理人和世俗 的统治者，但是，当商人力量逐步扩大，以国王为首的世俗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雄霸一切 的教皇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他经常同英国和法国的君主们争吵，而且它经常同邻近意大利 的君主们和城市发生战争。所有这些世俗事物的花费是非常巨大的，它不得不更进一步地涉 足税收和世俗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开始询问教皇世俗利益的正义性时，他们很快 便思考它的教义并返回到没有世俗事物纠缠和痛苦的基督教。”（注：Dorothy Mills,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Time,p7.）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详述西欧宗教改革的细节，只要剖析一下改革后产生的新教的内涵，便 可看出它与商人哲学的内在一致性。新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信仰，同旧教相比，新教的上帝 似乎更加苛刻，更加专制，更不具人情味，新教中的上帝并不想救助所有信徒，而是有选择 地拯救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便是上帝的选民，其它人则只能成为上帝的弃民。而且，上帝并 不是考察了信徒一生在世的行为以后再作判定，一部分人与天使预先被赐予了永恒的生命， 另一部分人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而且，上帝施与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愿，一切都 归于上帝伟大的正义。
    在这种新的教义下，人类获得拯救的道路不是变宽了，而是变窄了，甚至只变成了一条狭 路。预定的命运严酷地支配着他，而他又不知自己是否已经得到上帝的眷顾。按道理说，人 们 并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新兴的商人们却欣然接受了它，其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在这 种茫然中，新兴的商人们找到了自我的价值。既然新教教义去除了依靠任何外在力量获救的 可能性，那么，它也同时去除了个人获救道路上的种种外在束缚，个人拯救的任务实实在在 地落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每个人无需再为教会和他人负责，无需再像一个谦卑的罪人那样 按受上帝之外的人和机构的检验，他要自己直接去面对上帝。获救的道路虽然边窄了，每个 人虽然比以前更加孤独了，但获救的道路更加直接了。既然没有人帮助我，那么，我只能 自己帮助自己。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而具有了最积极的意义。孤独的漫游者的形象其实正 是新兴商人的形象。他们在已经确立的社会结构中本来就没有地位，本来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在寻求和奋斗，在社会中所感受到的也只是种种束缚和压力，现在，新教在信仰上替他们扫 去了这些束缚，他们当然是愿意接受的。另外，虽然上帝预定了选民与弃民，但人们又无法 确知上帝的意志，那么，人人都可能是上帝的选民。在这一点上，人人都站在平等的位置上 ，商人们因此而找到了自信。
    当上帝不再是一个为感情所支配，随他的信徒之喜怒哀乐而变幻自己时，他便成了一个一 丝不苟的存在。因此，因上帝而存在的世俗社会也便具有了理性，上帝所设定的人也同时成 为理性的人，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改变上帝意志的机会，人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 虽然人们无法探知自己是否受到了恩宠，但是，人人为上帝增加荣耀却是公开的准则，在这 一点上，人们找到了与上帝沟通的突破口。对世人而言，上帝的荣耀是抽象的，但人们为增 加上帝的荣耀所进行的劳动却是具体的，同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也是可见的、可度量的。财 富的不断增加，便意味着上帝荣耀的不断增加，在事业经营上不断成功，获得财富，便表示 他已得到上帝的恩遇，并同时增加了上帝的荣耀。商人从中为自己找到利用各种方法大赚其 钱的理论依据。他们可以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不再理会天主教会所谓商人贪婪与罪恶的斥 责，相反，把赚钱看成是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充分体现，以此而形成一种商人的道德观，“这 种道德观认为，经济上的非凡成就，是个人优秀品质的体现，而不是什么个性的缺陷，更不 是永恒拯救的障碍”。（注：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7页。）
    新教与商人的结合并不只是商人选择了一种信仰，而是新教内核与商人内在品质契合的结 果，正是在这种信仰中，商人确立了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理论依据。新教是对商人哲 学的一种总结和肯定。
    商人阶层的实践和拥有的经济力量促成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和宗教理念的改变，从而把商人 的哲学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当这种理论再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时，便使西欧社会爆发出 强大的能量，真正地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冒险，勇于开拓的时 代。商人的冒险性格成为全社会的要求；新时代是全社会崇尚财富，追求财富的时代，商人 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和代表者。人们的价值观大大地改变了，不但那些规规矩矩获取钱财的商 人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是那些从事海盗业务，以掠夺而发了财的人也倍受羡慕。“人人都尊 重幸运的纨绔子，昌盛的事业总被人誉为明智。”（注：丹尼尔·笛福《笛福文选》，何青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2页。）新的时代是重商的时代。社会上形成 了重商的氛围和重商的理论体系，政府的政策围绕着商业的发展而进行。为商业的发展提供 了最大的优惠，为贸易的进行提供了最充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