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近代的概念，是指1840—1949年。关于这近110年间中国的经济史，我认为，大体上是应该分作三个阶段的。要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必然又会涉及到人们久已认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社会形态。半殖民地是个政治概念，半封建是经济概念。所谓“半殖民地”，是指外国资本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所谓“半封建”，是指“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如果说外来的政治因素在规定着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那么，本国的政治因素也在决定着近代中国的经济分期。实际上，我对近代中国经济史三阶段的划分，正是把外来政治因素和本国政治因素作为最基本的划分依据的。
    一、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
    经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给中国套上了《南京条约》这个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从此，中国开始逐步向半殖民地深渊沉沦。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资本主义各国从中国攫取了许多政治和经济特权，如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约开商埠、租界、协定关税与海关行政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内地通商权等。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
    资本主义各国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在鸦片战争后，主要以商品输出控制了中国市场；在甲午战争后，又主要以资本输出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一面。而另一面，是“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样，就外来经济来说，“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强权之下的外来经济，无疑是近代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成分。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在1939年对晚清本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情况的高度概括。
    到辛亥革命爆发，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是：民用工矿企业（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953家，创办资本额总计达203805万元；轮运公司（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211家，据104家可知创办资本的企业统计，创办资本额总计约1719万元；中国出资及借外资建筑的铁路总计5858.4公里；银行31家，保险公司14家，就可知创办资本的26家银行和11家保险公司统计，两者的创办资本额总计为3238余万元（注：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页表、第501—528页表，以及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0页表数字，综合统计。）。
    从时间断限上说，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是指1840—1911年，也就是止于清王朝被推翻。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当时政权的性质有直接关系的。清王朝是封建政权，虽然在清亡前夕执政者也做出了要实行君主立宪的姿态，但只是“预备”而已，并没有真正实行。因此，封建政权下的经济充其量只能转化到半资本主义这一步，就不可能再向前进展了，也就是说，封建政权下决不可能存在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中华民国。民国“确定共和”，标志着政权已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此，自1912年，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辛亥革命对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确立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比如，年创办的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民用工矿企业数量，1912年为84家，只略少于1906年的92家、1907年的98家和1910年的90家，而超过其他各年份。年注册的农垦公司的数量，1912年为171家，而1902年以前只有4家，1904年有8家，1906年有15家，1908年也只增加到17家。年成立的银行数量，1912年为24家，而1909年是4家，1910年是1家，1911年是5家（注：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附录表，以及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9页数字，综合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