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八月，戚本禹用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手法，抓住《忠王李秀成自述》（以下简称《自述》）的部分内容大做文章，在《历史研究》第四期抛出一篇《评李秀成自述》的黑文，公开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将领李秀成定为叛徒，一棍子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我们认为，判断李秀成是不是叛徒，绝对不能凭《自述》中的一部分内容作依据，而应该从他参加革命后的全部社会实践来作结论。李秀成从一八五一年九月参加太平军至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被俘，同年八月七日写完《自述》，即被汉奸、刽子手曾国藩杀害，这十四年的革命活动中主流是：出生入死，奋战沙场，英勇杀敌，支撑局面。他没有叛变投敌的活动，更没有率领队伍投降清朝的罪行。戚本禹胡说“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那是张冠李戴，无中生有，是站不住的。因为，一八六三年十一月，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到清军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拉关系，商谈投降一事，是宋永祺的投降活动，从现有的史料看，并不是李秀成派他去的；而《自述》中讲到宋永祺“劝我来降”一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104页，以下简称《校补本》），只是说明宋永祺可能曾劝过李秀成投降，并没有说明李秀成同意投降。既然李秀成没有叛变投敌的活动，仅凭《自述》的一些话就对李秀成作出“叛徒”的定性，是不足取的。
    李秀成在《自述》中虽然有悲观绝望动摇的思想，但并没有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知道，《自述》的主要内容是概括地追述太平天国革命过程的重要事迹，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清兵和“鬼兵”的残暴和可耻，对于曾国藩急欲探明的核心机密并没有泄露。因此，太平天国的最后被镇压失败同李秀成写《自述》并没有什么联系。历史的事实是：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天王洪秀全眼见大势已去，服毒自杀；七月十九日天京终于陷落，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已告定局。而李秀成写《自述》则在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可见，太平天国的最后失败，并非是因为李秀成写了《自述》，出卖了什么机密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李秀成不被俘，不写《自述》，根据当时的情况，太平天国也是要被镇压失败的。不考虑这些客观历史事实，主观而轻率地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归罪于李秀成写《自述》的所谓“叛变”、“投降”而定他为“叛徒”，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是极不公平的。
    《自述》是经过曾国藩篡改的，只凭《自述》定李秀成为叛徒，也是不足可信的。关于《自述》的真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目前也确实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曾国藩动手篡改了《自述》，已经为中外史学家所公认。李秀成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写自述，他一面写，曾国藩一面取阅，并同他的幕僚进行删改，李秀成写完，曾国藩也就删改完毕。这一点，曾国藩也是招认不讳的。他在最后《批记》中还提到一些删改的原则。（《校补本》第13页）既然《自述》被曾国藩删改过，那么就不难设想，这样一个卖国贼、刽子手，竟然不会从其反动的立场出发，在《自述》中删改和增添一些污蔑李秀成、有损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和有利于曾国藩的谰言？戚本禹不顾这个历史事实，硬抓住《自述》的一些文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李秀成打成“叛徒”，这只能说明他同曾国藩是站在一个立场上的。难怪他对于《自述》中那些“美化敌人”、“丑化自己”的语言十分信赖，并毫不迟疑地引为自己的论据；而对于《自述》中那些光辉部分，即《自述》中使用革命队伍的称谓所表达的“革命立场”的语言，则马上看作是“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而加以宣扬。
    从上所述，显而易见，戚本禹拿不出象样的材料，仅就《自述》中的只言片语，不看本质和主流，不问功过是非，就主观地把李秀成定为“叛徒”，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的。我们必须把戚本禹强戴给李秀成的“叛徒”帽子摘掉，恢复李秀成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的农民革命将领的历史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