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史家的社会历史观为标准对中、西方史学试作分期，人们将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史学现象：中国史学难以划分阶段，在整个古代和近代前期，几乎所有的史家都徜徉在由“人事”与“天神”两种相互对立的史学观点交织融汇的精神氛围之中，几千年来，史学思想的主旋律上总是跳动着这两种史学观点的音符。而西方史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就是公元13世纪以前（古代和中世纪）的神权时代、14世纪到17世纪初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时代和17世纪以后的理性时代。同一时期的中、西方史学为什么会走着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对此，需要每一个史学工作者作出深沉的反思。
    一
    在我国西周以前，人们具有一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即宗教的或神意的历史观念。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缺乏征服自然的力量，因而“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①于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出现了。所以，人们总是崇奉鬼神，以神意看待历史的发展变化。如《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大量的卜辞表明，殷王对风雨阴晴、年成丰歉、战争成败以及各种日常活动，都要通过占卜以测知神意。
    西周社会仍旧表现出神意史观，统治阶级在灭亡殷商取得政权以后，还继续依靠天神巩固其统治。但是，周人已不象殷人那样完全徘徊于神意史观之中，把社会上的一切发展变化都归之于虚无漂渺的天神，而是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并且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一次重大的历史变故，往往会使人们奋力冲破传统观念的藩篱，而清醒地正视现实，而每每在这个时刻，人们提出的观点会更多真理的成分。不可一世的殷王朝的迅速覆灭，使当时的周人面对现实作出深沉的反思：殷王朝不是有上天、鬼神在保护它的宝位吗？为什么到头来却国覆族灭、香火不继呢？这使他们深深地感到，天命、鬼神并不完全可靠。
    和周代一样，春秋时期，人们对神意的崇拜在历史观念中仍占有统治地位，“天”或者“神”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个有意志的主宰者。但是，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用天命或神意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越来越多。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人们奋力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一些人开始认识到人间的吉凶祸福与“天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已经不再从神意出发而是立足于“人事”来解释和说明问题。春秋时期正是我国古代史学萌芽起步的重要时刻，意识形态领域里“人事”与“天神”的激烈争议给正在孕育成长的古代史学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一些保守的史官固守“天道”，依然逗留在神意决定一切的传统观念的牢笼之中，采取牵强附会或偶然巧合的手法验证天道的威力与灵验。相反，一些开明、激进的史官却把“天道”束之高阁，着力从历史上的“人事”出发来说明人间的吉凶祸福和阐述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就这样，“人事”与“天神”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观点开始在春秋时代的史学园地里拉开了它们长达几千年激烈争议的历史序幕。
    由战国而秦汉，我国古代史学进入了它的成长时期，先秦两种对立的天人关系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各自不同的方向上得到延伸和发展，不同史家之间展开了“人事”与“天神”的激烈争议。这里无需一一举列，仅就司马迁和班固这两位著名史家略加阐释。在司马迁时代，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主张，极力鼓吹“王者必受命而后王，……通以己受于天也”②的神权思想，把一切归之于天的意旨。另外，还有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和方士的神仙术也在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这天神迷信的精神氛围之中，司马迁以神学异端而崛起，和神学说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公开声称自己编撰《史记》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认为，天是天，人是人；天属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必然联系。尽管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但人的祸福与天却毫无关系，并不存在所谓预兆和吉凶祸福的问题。正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许多篇目中明确否定天命和神意，强调人事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天和鬼神，而是人类自己。与司马迁相对应，班固撰《汉书》，多方宣扬“天人感应”的神秘观点和阴阳五行灾异学说，并把它们看作是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天意直接支配王朝兴衰存亡的思想即散见《汉书》各篇。在班固的心目中，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神意的安排，如《汉书》的《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均把历代王朝的兴替说成是上天规定的历史秩序，均把自然界的灾异现象说成是同政治得失有必然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历史时代。这一时期，宗教迷雾充斥整个社会，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反映在史学领域内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亦即“人事”与“天神”的交锋。许多著名的史学家都各自在其论著中或多或少的表露出一些唯心主义的渣滓，在不同程度上充当着神学史观和天命思想的渲染者：陈寿《三国志》通过对三国历史的叙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天命思想和皇权神授的神学史观。范晔的《后汉书》每每表现出对图谶、符瑞、术数、禁忌等封建迷信的肯定，沈约更是一个有神论者，不仅整个《宋书》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而且还以《天文》、《符瑞》、《五行》3志12卷的篇幅，集中宣扬天命思想。 萧子显的《南齐书》也大力宣扬因果报应和天命思想，认为王朝的更替完全是天意的安排，人只能随从天意，而不能违背天意。不过，尽管如此，但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所有史家都徘徊于天命论的泥淖之中，都把一切诿之于虚无漂渺的“天神”、“上帝”。一些进步的史家力图从天命、鬼神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他们大胆地向祥瑞符命和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挑战，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在努力探索决定人类历史的是人还是神这一长期以来人们不断阐释的古老而又极其现实的历史命题。两晋史家陆机、干宝和孙盛在这方面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如干宝认为西晋王朝迅速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③孙盛坚决反对人们求助于神，把设符弄鬼看成是将亡的征兆，他说：“伪设符令，求福妖祥，将亡之兆，不亦显乎！”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