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期是我国史学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继续发展的历史时代。随着史学的继续发展，“人事”与“天神”两种对立的史学观点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它们攻驳诘难的斗争历程。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不信天命，坚决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主张历史进程是由人的行为所决定的，《史通》一书中随处闪烁着人事决定一切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的熠光。他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北宋史家司马光反对灾异、符瑞、图谶、占卜一类神鬼怪诞之说，《资治通鉴》对这些东西不加采录。虽然也记载了一些天文星象，如日蚀、慧星、地震等，但司马光决不以它们来附会人事，而是把天象和人事分开，祛除其迷信的色彩。元代史家胡三省认为历史盛衰变化是“理”的表现，“物盛而衰，固其理也。”⑤他认识到一个朝代的存亡关键在于人心的向背，如他论评前秦苻坚政权灭亡的原因时说：“以苻坚之明，王孟之略，简召六州英俊以补守令，然鲜卑乘乱一呼，翕然为燕，以此知天下之势，但观人心向背何如耳。”⑥如果说刘知几、司马光、胡三省庶可分别作为唐、宋、元时期人事派的代表而相继举起人事观的思想旗帜，那么唐代李百药、李延寿，宋代薛居正，元代欧阳玄、揭傒斯等人则是与他们唱对台戏的主角。这些史家每每用天命论、运数论及报应论等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如李百药把国家寿命的长短，看作是上天在冥冥之中所决定，“祚之长短，必在于天时”⑦。薛居正撰《旧五代史》，多次提到天命是五代各朝兴亡的原因之一，如他认为后唐明宗李嗣源夺权称帝是“谅由天赞，匪出人谋”⑧。
    明清以来，一方面，由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加之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的双重袭击，中世纪某些被视作金科玉律的制度、原则和学说发生了动摇；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和西洋近代文明的输入，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察客观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之下，强调人事的社会历史观较前有了很大发展，众多的史家相继对历史上的蒙昧主义、神秘主义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将历史现象诉诸理性的评议，他们不断地按照理性来思考，由信仰走向知识，由主观的冥想走向客观的实证。相应，自春秋开始弥漫史学领域的神学唯心论的浓雾日渐消散，天命论的神学史观已再不象从前那样在思想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尽管如此，自古以来，一直根植于史学领域的“人事”与“天神”两种史学观点的斗争仍然没有结束。只要人们读一下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斗争的激烈场面就会清晰地映现在读者面前。
    不同史家之间“人事”与“天神”的激烈争议并没有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没而平息，直到近代前期，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史学领域内仍然不时地荡漾起这一争议的余波。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众多的历史学家如魏源、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都在不断地立足于“人事”之点来探讨历史发展的根由。但是，信奉“天神”、“命运”的迷信思想并未彻底消沉，个别历史学家仍旧以它来解释国家的兴亡、历史的变迁，甚至企图以它作为拯救国家危难的灵丹妙药。民国3年（1914 ）开始撰修的《清史稿》还把清之得天下看成是“顺天应人”。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击北京，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一位叫萧荣爵的翰林编修官竟然上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机不可失。”⑨据史料记载，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⑩，其中既有昏庸、卑劣、顽固的上层权贵和国粹派士大夫，也有苦难深重的一般群众，都认为崇信神术便可以驱除洋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迷信的盛行与嚣张。
    通过上述对我国古代和近代前期史学的匆匆巡礼，清楚可见，不同史家之间“人事”与“天神”两种史学观点的争议始终伴随着史学发展而存在，人们都在一种矛盾的内心世界之中递相探索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是人还是神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历史命题。直到近代前期，这一史学现象才成为历史的陈迹。因此，如果以史家的社会历史观为标准，对我国古代和近代前期史学试作分期，那么是很难划分出阶段来的，充其量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注重“人事”的历史观在整个史学思想体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而信奉“天神”的历史观不断地走着下坡路。但无论如何，却显示不出明显的阶段性来的。
    二
    如果仍旧以史家的社会历史观为标准，对西方史学作以分期，那么人们将会清楚地看到三个界限分明的历史阶段：神权时代、人文时代和理性时代。
    古代西方各国的历史学家，都具有程度不等的迷信思想，他们总以为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着人类的命运，错误地认为人的活动受神和超自然的力量的支配。古代希腊和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塔西佗、李维等都是这样。希罗多德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和天命思想，他往往以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历史，在他所撰的《历史》一书中，总是把历史事件的发展归之于神意、天命。塔西佗也相信天命、预兆和灾异等宗教迷信，在他的《历史》和《编年史》两书中就有不少这类迷信思想的记载。特别是李维竟公然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在历次战争中转危为安，以至最后战胜敌人，乃是“神”的旨意。尽管也有个别史家如修昔底德、波里比阿等，相对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古代西方各国史学思想的主流却是神意的历史观，注重“人事”的历史观始终没有发展到足以与之“抗衡”的地步。
    从公元3世纪起，西方各国的基督教徒开始用神学观点来解释历史和编写历史，于是产生了基督教史学。那些基督教史学家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上帝”所写的一个剧本，人类的一切都是由“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人世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都是由预先确定着它们的行程的神意所决定的，在历史上每一个关键性的时代，都有“上帝”在主宰着一切。而写历史，就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体现“上帝”的意志，赞美“上帝”的全智全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教史学日盛一日。在这以后约有1000年之久，欧洲都是沉溺在宗教愚昧之中。
    正由于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中世纪整个欧洲各国的史学都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的色彩。基督教僧侣们始终把历史学作为神学的奴仆，用它来宣传宗教迷信。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所仅有的一点注重“人事”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被扼杀殆尽，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等人的翘楚之作也都因带有“世俗”的气息而受到非难鄙薄，束诸高阁，甚至被弄得残破不全。而那些荒谬绝伦的《圣经》传说却被奉若圭臬，盛行于世。这就是神权时代的西方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