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神权时代之后，西方进入人文主义史学时代。在西欧，从14世纪到17世纪初叶这300年间，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知道，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把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权，否定神权。在当时涌现出许多人文主义者，他们否定基督教上帝至高无上以及人无足轻重的说教，相信“人”是世界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要求用“人权”观念代替“神权”观念，用以“人”为本的新文化代替中世纪那种以“神”为本位的旧文化。在这种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在西方各国相继产生了人文主义史学，出现了大批人文主义史学家。他们冲破基督教神学的牢笼，摆脱宗教史观的羁绊，着眼于“人”和“人的事业”。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应当鄙弃那种虚妄的、禁锢人心的宗教史观，而着重探讨“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强大作用。例如，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布鲁尼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他坚决反对宗教的历史观，主张在人类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中排除上帝的作用，强调人性和人的心理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大影响。尽管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也有极个别的史家一时迷信“上帝”，轻视“人事”，但是不可否认，13世纪以前那种神权时代的历史学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汹涌澎湃、滚滚向前的毕竟是拨开基督教神学迷雾，立足于现实世界，着眼于“人事”的人文时代的历史学。众多的人文主义史学家都把人放在史学思想这一画面的中心地位，为先天的决定历史的普遍计划而提供基础的神学和哲学的伟大体系已再不被人们所赞同了。
    文艺复兴的末期，已经是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在这以后，西方史学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人文史学之后的理性史学。
    17世纪以来，在西方各国，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客观规律可寻的，于是逐渐用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尤其是17世纪上半期，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极力倡导“唯理主义”，要求人们相信理智的力量，用理智的分析来代替盲目的信仰，用“怀疑”的精神破除那些错误的观念，以探求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这种治学精神影响下，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各国的历史学家相继揭橥“理性主义”，开始和不断地用一种理智的态度来研究历史，“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一切都要在“理性”这个圣坛上受到检验。他们反对传统和权威，反对教条和信仰。他们认识到历史上的一切都是有来龙去脉的，历史正是由一系列因果关系造成的。他们相信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人类只会愈来愈聪明，愈来愈成熟。在众多的唯理主义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西方史学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史学迈进到理性主义的近代史学。
    三
    同一时期的中国和西方各国，为什么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史学现象？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在我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上，被称为圣人之教的儒家思想始终以其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之学的身分把持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浸润着千百万民众的心灵。这是众所熟知的历史事实。但在西方各国则不然，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自始至终是一种思想占统治地位。而我们又知道，“天人合一”的神学原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中世纪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天人合一”即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合而为一。战国时期的子思、孟子最先提出这种理论。后西汉董仲舒接着指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1）。到宋代朱熹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天道也；始于阳，成于阴，本于静，流于动，人道也；然阳复本于阴，静复根于动，其动静亦无端，其阴阳亦无始，则人盖未始离乎天，而天亦未始离乎人也。”（12）这就明白地揭示出“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对应与合一关系：“天道”和“人道”不但属同一范畴，而且有对称的节奏。
    与这种“天人合一”学说相对立的是力图把“天道”和“人事”截然分开的“天人之辨”思想。如西汉司马迁就极力主张天是天，人是人；天属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必然联系。不过，由于自然科学水平和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再加上“天人合一”这种神秘学说的深深影响，我国古代甚至包括近代前期的所有史家，对天人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含混不清的。因此，在不同史家之间，一会儿把社会发展、历史变迁的原因归结为“人事”的作用，一会儿又看成是“天意”的安排。尤其是当史家遇到一些迷惑不解的问题的时候，每每乞求于神秘的“天命”，表现出更多的迷信思想。清朝末年问世的《革天》一篇论文曾经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之学子，莫不以天为最大之指归，以便为其遁词之地。凡遇有不可思议、无可解说之事，辄曰：‘天也！天也！’”此论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二）朝代更迭与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朝代更迭频繁，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都程度不同地从前朝覆灭的历史过程中看到“人事”在国家兴亡之中的强大威力。因而在他们建国之初，都非常重视人为的力量，十分强调人才的选拔与重用，以维持根基未固的封建统治。可是，当封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不断发展，国势日益强盛的时候，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一方面通过许多强权统治措施，干涉和控制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意识，以避免“犯上作乱”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又以他们专制统治的威力打出“天命思想”的旗号，大肆宣扬他们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是受天神的旨意，有皇天祐护他们的统治。正是封建统治阶级这一在建国之初和国势强大之后所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不同史家之间“人事”与“天神”两种史学观点的斗争，并拖延了这种斗争的历程。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各国相比，我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很强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法权举世罕见。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各个阶层都要受到强权统治的压制。人们在愤怒绝望之余只有用封建迷信来慰藉自己备受压抑摧残的心灵。这也是“天命”思想始终退不出我国古代甚至近代史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