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善恶观，直接来自武士为军国主义战争服务的武士道善恶观。最突出的 特 征就是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以本民族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善与恶、衡量自身行为正确与否 的标准。为了满足“日本的利益”，他们“见佛杀佛、见祖杀祖”，完全不考虑行动本身 是否危害其它民族的利益，是否违背人类天理正义的伟大法则--不为害。19世纪70年代至 20 世纪40年代，日本人发动和参与了10多次对外侵略战争，将血与火的灾难强加给其他民族； 军国主义战争中举世无双的民族疯狂，与德国人迥然不同的二战史观等等，都与武士道善恶 观密不可分。
    本文拟从只属于日本人的武士道善恶观，阐析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战争观。
    一、封建武士的善恶观
    道德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的总和，既是一种善恶评价，又是一种行为标 准，人们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思维定势、行为方式都与道德息息相关。现代日本人的道 德直接来自于封建武士的道德。1899年，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明确指出：“ 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的都是武士道的产物。”[1]（P91）美国学者贝拉也说：“ 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2 ]（P111）
    道德的基础是利益，核心内容是调整人我己群的利益关系，武士道就是武士的切身利益和 生存条件的反映。
    武士的利益与生存条件最鲜明的特征：一是切身利益和生存条件自始就与战争有着不解之 缘，武士适应武力夺取或保障政治经济权益之需要而产生，以刀枪为谋生工具，以攻城掠地 为职业，战争之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利益越丰。因此，“武士缺乏尊重人 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的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3]（P89）二是不直接掌 握自己的切身利益与生存条件，特别是在德川时代，经济收入由源于土地转变为源于俸禄， “除俸禄外，没有其它一文一粒收入来源”，[4]（P308）离开主君的俸禄便不能生存。
    10世纪以降，武士都生活在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武士团之中，只有依附于武士团，武士 的权益才有保障，加入武士团，便意味着自己的命运与武士团之兴衰融为一体。切身利益与 生存条件要求他们以群体利益为依归，通过群体实现人生理想，为群体负责与献身是他们的 首要伦理与义务。“个体的短暂的生命经由对整体的奉献而得到延伸甚至于永生；一己私欲 的卑小通过对公的转化而得到光大乃至永恒。”[5]（PP13-14）
    作为战争之道而产生与不断完善起来的武士道，典型地体现了封建道德崇尚暴力、崇尚战 争、视掠夺为荣的基本特征，其善恶观主要表现为：
    第一、忠诚至上，绝对服从，以“忠”为核心和灵魂，以“忠”为最大的善。“忠”在武 士的名誉信条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武家社会的核心价值。“它是把各种封建道德联结 成一个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1]（P50）表现为“仆人必须为主君牺牲自己的一切”，鞠躬 尽瘁、死后方休；表现为无条件的、不问是非的绝对服从。只有甘为主君献出生命、绝对克 制自我、无条件服从主君命令的人，才是忠臣。可见，武士道最大的善行--忠诚与服从， 是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与盲从。
    其次、利己原则，相对主义，以所属群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所属群体的利益得失为善 与恶的唯一标准。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见佛杀佛、见祖杀祖”，将实现本集团利益的残暴手 段视为正义行为。标榜“内和外争”，群体内部以和为贵，讲求“忠”、“诚”、“信”、 “义”等道德；群体之外以争为先，强调“武勇”，不惜以一切手段削弱甚至消灭与自己处 于对立状态的群体，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行动本身是否与正义相悖。
    其三、强权政治，弱肉强食，以武为本。武家军人政治战胜天皇朝廷的贵族政治，所依赖 的是武力；武家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武力；武士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 ，也主要取决于现实的武力。崇尚武力的社会，必然奉行弱肉强食的法则。
    其四、崇尚战争，掠夺光荣，以战争体现人生价值。武士是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其 权力、地位、荣誉和财富统统源于战争。武士道是主君役使武士全身心投入战争的道德，将 通过战争获取财富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武士杀伐征战的 真正目的，绝不是什么“天理”或抽象的社会理想，而是自己现实的物质利益。
    其五、赞美献身，超越是非，以为“公”、为群体、为武士精神为善行，以为一己私利而 丧失武士精神为恶行。楠木正成支持天皇中兴，1336年兵败后自杀，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 ，“七生报国”，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还掀起了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赤 穗四十七武士”为了洗刷先主蒙受的耻辱，置幕府的有关法令于不顾，杀死令先主受辱的幕 府重臣，事后虽被幕府法律处以“腹刑”，但是武家社会还是将其行为视为正义之举，将他 们视为英雄和忠臣。
    其六、集团行为，一致对外，采取整齐划一的集团行为。武家时代，武士都依附于某一武 士团；战争是武士团之间的战争，战事是团队行为。数百年团队行为的频繁战事，使武士很 早就接受了团体行为模式的训练，养成了合作与协调的群体精神、群体行为方式。每一个武 士集团都是“同生共死”的利益共同体；每一位武士的身家性命、兴衰荣辱都完全寄托在集 团身上。武士之所以视藩为家，对群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对集团 负责，根源在于只有依靠群体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道德以群体监督、舆论褒贬和内心自省劝人弃恶从善；宗教宣扬因果报应，借助鬼、神、 上帝等神秘的力量劝人弃恶从善。武士道虽属伦理道德，但它所依靠的既不是神秘的威胁力 量，也不完全是道德力量，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名誉、地位、权力和财富。武家主从关系的基 础是主君的“恩惠”和家臣的“忠诚”。家臣的利害掌握在主君手中，只有切实“为主尽忠 ”，主君才会施以恩惠--经济利益。违反武士道，就会丧失武士的身份和全家赖以为生的 经济来源，并在精神上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治理手段，现实生活中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统治体制，赋予了武士道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正如美国学者威尔·杜兰 的研究：武士道对武士的拘束力远在一般法律之上。[6]（P977）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也说： “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的地位，恐怕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一样。”[1]（P1 5）
    简而言之，武士道的善恶观是以本群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本群体的利益得失为标准的 善恶观，“武士崇尚的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换取主君的恩赏与扬名天下”，[7]（P298 ）在于为子孙后代争取武士的权利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