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日本人的善恶观
    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善恶观，源自封建武士的善恶观。赖肖尔也说：“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 强烈的效忠、尽职、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精神，仍是形成现代日本人性格的因素。”[8]（P5 7） 5世纪，日本形成初步统一的国家，8～9世纪武士产生，10世纪迅速崛起，12世纪建立武家 军人统治。武士兴起和武士治国期间，正是日本精神文化、民族性格形成和积淀的时期。12 ～19世纪，武士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决定社会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取向。武士精神必然会内化 在日本文化和国民性中，并形成稳定的社会心态，从而使当今日本人精神文化和民族性格无 不打上武士道的烙印。
    现代日本人与封建武士一脉相承的善恶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忠诚至上，“以国为家”，天皇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皇，忠于天皇就是善与正义 ，由此形成了日本人忠于天皇、忠于集团、忠于职守的社会意识和内部凝聚力。“在明治时 代以后，通过义务教育人民已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忠于天皇和孝顺父母是最大的美德。如果 一个人不能表示忠于天皇，就会给父母招致不快，因此也就是不孝。”[9]（P130）赖肖尔也 指出：“就理论上讲，所有日本人活着只是为了报答天皇的‘仁慈’；成千上万的士兵情愿 为天皇而战死国外疆场。在其他现代国家中，人们见过对国旗的崇拜，但战前的日本人对作 为民族统一象征的天皇的崇拜，大概要算是这种现代民族主义现象的最极端的例子”。[8]（ P240）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的70多年间，特别是在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中，所谓“忠 于天皇”曾令整个大和民族为之疯狂。为了忠诚，他们践踏人类公理正义、危害人类和平， 在别国土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森岛通夫也承认：“确实，日本在战争中制造的暴行已 经达到了极限。个人疯狂这是事实，更严重的是民族的疯狂，非常遗憾，日本从30年代至40 年代的前半期，一直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10]（P313）
    其次，相对原则，内外有别，封建武士的道德只属于集团内部，现代日本人的道德和价值 标准只属于大和民族。在民族内部以严守道德著称的日本人，在国际舞台上却不受道德约束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肆无忌惮地用尽一切欺诈手段。大和民族在骨子里就不接受其它民族 ，总是将其他国家视为敌国或潜在的敌国，充满戒备心理，随时准备刀枪相见。民族内部奉 行“和”与“协商”高于一切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法律解决矛盾；对其他民族，他 们却动辄便施以暴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未能取信于人，与他们内外不一的道德标准密 切相关。
    其三，利己原则，以我为本，以大和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认为“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 家”，应该建立“八纮一宇”的世界秩序，由日本天皇统治全世界。以大和民族的利益得 失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善恶标准，根本不考虑行为本身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共有的善恶标准。 近代以来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的国家也不少，但日本国民的高度疯狂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国 民，而国民的反战运动却远不能与其它国家相比，根源就在于国民也认为战争是为了大和民 族的利益。在日本二战军人的回忆录中，不乏谴责战争的言论，然而，他们之所以谴责战争 ，往往是出于战争也让日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不是因为战争给其它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 难。
    其四，崇尚武力，弱肉强食，奉行武士消灭他人、壮大自己的法则，承袭武士以战争扩大 财富的天性。为了满足日本人对土地根深蒂固的强烈欲望，明治维新以来，他们发动了一次 次扩张战争，除二战外，这些战争都使日本人获得了极大的利益。战争满足了日本对土地与 财富的欲望，日本人又更加疯狂地投身于下一轮掠夺战争。明治以来，日本人发动战争的目 的，都是为了掠夺。森岛通夫也承认，“明治以后，日本人侵犯大陆所贪图的就是土地：夸 张一点说，这种对土地的渴望并非出于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需求，而纯粹是一种对空间的 占有欲。……所谓‘大东亚战争’，归根到底，日本人梦寐以求的还是在于获得领地。”[1 0] （P254）
    其五，超越恩仇，超越是非，只要对大和民族有利、只要是为了群体和民族利益，都能得 到国民的宽容、同情与崇敬。伯理以坚船快炮打开日本国门，其行径无疑具有殖民主义者的 性质，然而，日本人却在当年伯理登陆的地方，为其建起高大的石碑，伊藤博文亲自手书： “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东京市中心也有伯理的半身铜像。日本人不是将 伯理视为侵略者，而是视之为恩人和文明传播者，因为他教给了日本人如何进行殖民侵略。 福泽谕吉说：“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彷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 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11]现代日本当权者将不仅给世界人民造成过灾难，也令日本 付出巨大代价的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作为“英灵”供奉于靖国神社。每年8月，政界要人 置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于不顾，纷纷前去参拜战犯亡灵，国民前往参拜者更是络绎不绝。
    现代日本人的善恶观，直接源于封建武士的善恶观，以“日本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善与 恶的惟一标准，基本特征是强烈的利己性、排他性和极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