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是一份由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因其自身的历史复杂性，建国以来，对它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大公报》的研究已逐渐受到重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有人物传记、回忆录、大事记等（注：大公报人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传》、孔昭恺的《大公报坐科记》、周雨的《王芸生》、陈纪滢的《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大公报》、《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方蒙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及《大公报人忆旧》等。），既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对《大公报》给以历史评价。周雨的《大公报史》与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更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为深入研究《大公报》提供了借鉴。
    1926年9月1日续刊的《大公报》，适逢北伐成功，和平裁兵思潮再次高涨，受其影响，其对于和平裁兵的执着追求也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言论之中，有关和平裁兵的宣传无论从发表数量、言论质量、版式设计都远胜当时的第一大报《申报》，办得很有特色。而在上述两部学术专著中，对此基本没有涉及，仅仅将这一时期大公报言讼的特点归结为对新旧统治者的迎来送往和对新军阀混战的应付敷衍，忽略了大公报言论明显的民本主义倾向。本文拟就此作一简要评述。
    北洋军阀的分崩离析与割据混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突出表现。军阀政治通过战争来扩充地盘、扩张实力，是正在不断成长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看到的。首先他们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角度出发，排斥和抵制任何社会动荡；其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他们对政治进步的要求也愈益强烈，而军阀纷争恰恰成为这一政治理想实现的障碍。在这一背景下，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和平裁兵的设想，由于在客观上符合了当时民众厌战的心理，进而发展成为政治文化的一股主潮。受其影响，1926年9月1日在北洋军阀老巢天津续刊的《大公报》，对于和平裁兵的执着追求也充分体现在它这一时期的言论之中，并带有明显的民本主义倾向。
    一和平愿望：文主武从
    《大公报》的和平愿望首先表现为主张得民心、顺民意。续刊次日，面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三镇已门户洞开的局面，《大公报》仍然站在民众希望和平的立场上，发表了题为《劝南北猛省》的论评：“今武汉告警，东南战事又起，岂南北诸将必欲拼尽全国而后已耶？”“长此以往，同归于尽而已。哀我善良无辜之四万万人民，被陷于此国际的怒涛之中，漂没浮沉，终于一亡。至南北清算之日，中国早成一片荒土矣。南北诸人宁不能于此时悬崖勒马自救以救国乎？”其反战之心、爱民之意溢于言表。同时，他们也看到民众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愿望不断高涨、国民革命军代表着正义的军事行动得到民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因而对国民革命军“由粤入湘，期月之间，实现会师武汉之理想”也表示了嘉许，认为“此固十五年来一大快事，亦是证明新旧势力搏击，旧势力渐入天然淘汰之境”[1]。这正反映了以主笔张季鸾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朴素的民本主义倾向，他们既认识到民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条件，更看重民意中盼休战、求和平的强烈愿望，认为“全国苦兵久矣，亿兆苍生，实引领以待和平之至”[2]，而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采取了有保留的支持态度。在1929年3月22日《沪商界之和平声》的社评中，《大公报》回忆起北伐时的情景，一方面强调了民心的向背是北伐得以成功的第一理由：“凡有政治意思之中国人，皆欲倒北洋军阀，欲中国统一。所有各级人民之倾向，皆于国民党利，于北阀不利。而中山先山四十余年奋斗之历史，其光芒足以兴奋人民，使之发生新的希望。所以富者输财，贫者输力，百般凑合，仅得成功。”同时仍然从尊重民众和平意愿、维护民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始终没有减弱其呼唤和平的声音：“国民党能以武力完成北伐，此为现代中国武力收功之最大限度，只可一，不可再。”
    其次，《大公报》主张行德治、施仁政，而德治仁政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做到“仁者爱人”，尊重人的权利，珍惜人的生命。军阀政治的突出特点是粗鄙、暴虐、不守规章、不尊法度，以至生灵涂炭、人权践踏。《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本人就曾因揭露袁世凯的卖国阴谋和鞭挞段祺瑞政府的黑暗统治先后两次被捕，对于军阀政治可以说是深有体认且深恶痛绝。而尤其令他触动的是百日之间两位新闻工作者的先后罹难：作为挚友的邵飘萍由于站在民众立场，不断披露与抨击日本的侵华阴谋，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奉系军阀大加指责，遭到张作霖的忌恨，遭杀身亡；另一位著名报人林白水也因撰文讽刺奉系军阀而被杀害。这一方面证实了军阀政治的血腥残暴，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奉系军阀已赤裸裸地走上了专制独裁的穷途末路，至“奉张之以数将领拥戴，而组织军政府，自称代表中华民国统治权，即就北方论，亦为空前之变局矣”[3]。《大公报》社评指出：“民为邦本，故为政必须尊重人民之基本权利，虐民者必败，虐愈甚者，败愈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