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民政府主张裁兵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权威，蒋介石主张裁兵主要是为了削弱对手实力，那么《大公报》主张裁兵则主要是基于其重民的民本主义立场，而出民水火、解民倒悬是其呼吁裁兵的首要出发点。《大公报》认为，“中国苦兵多久矣。全国国民竭尽膏血以养此不生产之壮丁，有害于民，无裨于国”[18]。兵多不仅消耗民财而且妨害民业。给养、薪饷乃至武器装备，无一不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撑，而这些资金的筹措依靠传统税收已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军阀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对民众横征暴敛造成穷人不堪命、富人不堪负；而战争对于交通的破坏，则使得生产的流通出现阻塞，既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让民众在遭受盘剥的同时雪上加霜。正是由于民众的生存受到威胁，助长了盗匪的横行，“中原数千里之完整区域良善人家，莫不陷于绑票屠村纵火劫掠之中”[19]。而民众中不愿为盗匪者很多选择了从军的道路，因为当兵被认为起码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以至“配备武器的人数从1916年大约50万增加到1928年200万或更多”[20]（p321）。对于军阀而言，战争犹如赌博，士兵就是赌本，士兵愈多，一般预示着战争的规模就愈大，而战争的规模愈大，民众所遭受的祸患也就愈深，到头来将是更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成为战争损失兵源的补充，20年代前后的中国政治始终没有脱离这样一个恶性的怪圈。《大公报》指出：“中国以最贫之国，养最多之兵；用最高价之军火，为最奢侈之内战。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军民交困，精尽髓干，至今日而达于极顶矣”[21]“则时局善后，舍大举裁兵，盖无第二途径矣。”[18]
    其次，《大公报》认为裁兵也是对士兵的爱护。士兵绝大多数为农民，原本就是民众的一部分，只不过因生活所迫而参加到军队中来，本为解决吃饭问题，但连年的战争、无穷的盘剥加上灾荒不断，已使得民众的财力枯竭，“非惟钱不可得，即粮秣亦不可得……战祸最烈之地，村落逃尽，阒然无人，残垣破瓦，虽鸡犬之声不闻”[21]，以至军阀无所榨取，士兵的生活也已经到了难以保障的地步，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大公报》积极主张裁兵，因为裁兵有利于平息战乱，减少人员的伤亡，在其看来“早使兵士退伍为爱民”[22]。至于士兵复原后的归属，《大公报》理想地认为一旦战争状态终结、社会秩序恢复，农村大量荒芜的土地亟待开垦，复员的士兵正好派上用场。即使农村的恢复不需要如此大量的复员士兵，修桥筑路、濬河开矿一类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也能使他们有用武之地。[23]和平裁兵思潮中提出的“化兵为农”、“化兵为工”、“筑路养兵”、“裁兵造林”等主张统统为《大公报》所吸纳。至于裁兵的标准，《大公报》主张既要“赏罚公平”，又要注重“国防之效能”。对于在北伐战争中出力多的部队的士兵应多留，出力少的应多裁，因为出力多的部队往往损失也最惨重，如果平均裁减，势必使出力少的部队得益，显然是不公平的；出力多的部队大多纪律优良、训练有素，在作战中最为得力，而这样的部队正是建设国防军队所需要的，当然不能轻言裁汰。[24]《大公报》的这一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对冯玉祥“以军队之质地程度为去留之标准”[25]（p486）的呼应，此前，张季鸾曾亲往河南辉县访问了与他有旧交的冯玉祥，并在1928年6月28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百泉访冯记》的专稿，但不应因此就认为《大公报》是在为某一派势力说话。或许从感情上讲，《大公报》因为张季鸾的关系，对冯玉祥更亲近一些，然而其言论主要还是出于自身的认识、分析和判断。
    再者，《大公报》主张在裁兵时应注重民众力量的发挥，因为民众是国家的基础，是国家的主体构成，民众的力量和意愿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亡。从民众自身的角度讲，不仅要有裁兵的愿望，还要有支持裁兵的行动。“裁兵之事，当局者既有决心表示矣，能否使其决心实现，则吾民之责。……国民心理既一致以兵多为苦，苟仍不能裁兵，是国民失败也，是国民努力不够之表征也。”[17]而从政府的角度讲，既要尊重民众的意愿，更应积极发挥民众的作用。对于裁兵，“当局者果能本公忠体国之精神，以积铢累寸之努力，唤起民众后援，积极图之，并非不能办到”[26]。《大公报》还特别提到要发挥民众的力量，必须提高民众认识，改变社会风气。民初十多年的政治主要是军阀政治，而军阀的特色就在于拥兵据地，拥兵惟嫌其少，据地惟嫌其狭，其结果便是为增兵拓地展开混战，因而也养成了民众中崇拜权势和尚武的风气，“故夫声势炫赫之军人，辄受国民非份之畏慕，以头脑简单之武夫，日听功德之颂，不闻诤友之言，其卒至沉迷昏聩堕落失败。因以误国殃民者，本人固应负责，而社会长恶放任，不加纠正与指导，其罪亦不可轻恕”。正因为民众中的不良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军阀心理的蔓延，因此《大公报》认为，“军阀之成，多由环境，防微杜渐，责在吾民”，要真正实现裁兵，必须转变风气，使民众认识到彻底打倒军阀的必要性，这样他们才能在这场裁兵运动中更好地“利用时机，一鼓作气，以国民运动，力促其成”[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