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公报》的满腔热诚劈头浇上一盆冷水的是编遣会议后不断恶化的局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事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剑拔弩张的态势，使得裁兵方案根本无法得以实施，刚刚凸现的一丝和平曙光又被蒙上了阴影。《大公报》认为，直接之战祸也好，备战之兵祸也罢，都是与民众过不去，给民众造成痛苦，尤其是兵祸，“拥兵备战，长期相持，农荒商废，经济摧残，人民有生之苦，无生之乐……质言之，民死主义也”[27]。因此不谋求解决战祸，收束兵祸，裁兵等于空谈。《大公报》不无失望地指出，那些曾被认为是革命领袖的军事实力派们，无论从其认识上还是行动上讲，实际都已与旧军阀没有两样。国民政府倡言裁兵之所以一事无成，不仅作为主事者的蒋介石有处事不公的责任，各军事实力派为争权夺利挑动战争，也难辞其咎。面对扑朔迷离的局势，大公报人充满悲观：“是以就现状言，不惟过去之希望徒劳，且未来之祸患可惧。谁敢云此役之后，便可升平，循环之战，不至再见哉。”[28]果然，被《大公报》言中，继两次蒋桂战争和蒋冯、蒋唐战争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已然拉开序幕。
    三国防主防：废除私兵与军队国家化
    随着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各路军阀队伍的倒戈投诚，使得国民革命军的总数一下子达到空前的200万之巨，但这些汇集到国民革命军旗下的军队，实际仍然是军阀的军队。军阀的最大特色是对其军队的私人占有，以此扩张势力、割据地盘。美国学者詹姆斯·E.谢里登认为尽管称“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但这一称呼由于两个秘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20]（p320）从中可以看出，“私兵”特征浓厚的军阀部队，是以家族、师生等为纽带维系着所谓的忠诚，但同时由于各级之间类似的“忠诚”的存在，而使得这种“忠诚”大打折扣。这样的军队缺乏主义的信仰与号召，因此不可能因为名号的变更而真正成为如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那样作战英勇、纪律严明的部队，更不可能给民众带来和平的希望。
    “易帜并表示忠于新政权的军阀们不仅被接纳入党，而且被举荐到党和政府中做官，其官位大小和他们拥有军队的规模成正比……最直接的后果或许就是它们把军阀政权的价值观念、态度和方法随身带到了南京。”[29]（p15-16）其结果不是军阀的队伍被革命军队所同化，而是他们的糜烂作风腐蚀了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国民革命军，使得这支军队也蜕变为惟蒋介石之命是从、对其拥戴效忠的“私兵”，旧军阀刚刚除去，新军阀重又产生。更多地出于削弱其他军阀集团实力的目的，蒋介石以经济收买、政治诱惑、军事讨伐等军阀惯用的手段对付军阀，从而加剧了相互间的矛盾，民众的和平愿望又一次受到威胁。因此，作为政治文化主潮的和平裁兵思潮在20年代末的重新高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大公报》在社评中不止一次地呼吁裁兵必须首先废除私兵，“欲彻底整顿军队，裁汰冗兵，首须实行将武力为民众化、国家化，铲除私兵概念”[30]，“以消灭私有军队之倾向为第一义”[31]。废除私兵实际是摧毁军阀生存的基础，军阀不复存在，战火不至重燃，民众便可得以休养生息。爱民始终是《大公报》立论的出发点：“军行之七鬯不惊，治兵之秋毫无犯，征发之体恤民艰，固无一而不叶于‘爱民’之义。”[32]而军阀的部队扰民掠民，无所不作，直接威胁了民众的生存，爱民自然更无从谈起，因此裁兵首须废除私兵是不无道理的。
    虽然军阀的部队大都来自于为生活所迫的农民，其原本就是民众的一部分，没有理由去从事扰民、掠民的勾当，但是其私兵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对于军阀的依附性，随意供人差遣、受人支配，没有丝毫的人格、地位可言，军阀的一切罪恶最终通过他们的行为得以体现。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讲，背负民众的痛恨，既是现实的，也是不够公平的，因为他们自身也在遭受着军阀的奴役。本来他们参加到军队中来，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但是膨胀的军队，由于军阀间你争我夺所造成的地盘和军饷的不确定性，更由于广大民众承受力的急剧下降，其军需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大公报》认为，除却少数作长官的外，广大士兵平时可以说是“生活奇苦，过于工农……月饷不足供一身之温饱”。而在战时，他们又成为军阀手中的赌注，充当军阀混战的炮灰，生命得不到保障，“生不得养，死不得恤……而攻城掠地之后，亦不能得预期之奖赏，以尽一日之欢乐”[10]。可见私兵不除，不仅民众无穷之困苦无法得以解除，广大士兵也难以摆脱受人奴役之地位。兵本由民演变而来，爱兵也是爱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