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认为，“中国旧政治，本以文主武从为常轨，如此者治，反之则乱”，“民国以来之政治大势，自一种概括的意义释之，或可目为文武主从之争”，而“从事政治之文人，前仆后继，淘汰殆尽者，其原因在甘于为武人之从”。民国十多年来的混乱，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背弃了文主武从的范式。原本由孙中山领导的“文人革命”，“以言论思想之力，号召天下”，使共和得以建立，政治渐入正轨。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集团凭藉北洋的武力，践踏国会与约法，以“枪炮支配智识理想”，其统治下的北方实际上成了武主文从的军阀政治。而孙中山依靠南方实力派对抗北洋军阀，实质上也是一种武主文从的表现，最终难以使政治步入常轨。《大公报》认为，孙中山“决计自创党军，使军队受命于党”，“训练军官，并教政治，使军人不独为武人，一方复以党代表监军，又设政治部以辅助军事教育”，目的就在于“贯彻文主武从之政治”[3]。而只有去武力、兴文治，民众才能得以安居乐业，享有和平。文主武从的主张充分体现了《大公报》的民本主义倾向。
    军民分治曾被认为是文主武从的一种尝试。由于军阀政治在行政用人方面所暴露出的外行、浅陋、幼稚、杂乱的弱点，使得其政治效率极其低下，而民众受战祸的影响，长期不得安宁，极其渴望政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因此《大公的》将军民分治看做是弥补低能政治缺憾的一种做法，并加以推崇：“军民分治，虽不必便有可为，而支节图功，要不失为救急之策。”[5]但从孰主孰从的角度上讲，军民分治根本无法实现其文主武从的主张，充其量只能做到形式上的文武平等，而实际上要么是民治依附于军治，其结果仍然是“武主文从”；要么是民治背后有其他实力派为依靠，只求得一时的事权划分，其结果仍不免相互间的纷争，重新回到军阀政治的老路。军民分治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治世，对于这一点，《大公报》也是有所认识的，正如其在社评中指出的那样：“举凡破坏国家，图谋私利，把持权位，专横自恣者，胥为军阀。此种特殊势力一日存在，则革命亦一日不算完成，内战一日不能终息。”[6]因此，要实现文主武从的主张，首先必须彻底打倒军阀。
    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形式上统一的完成，作为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和平裁兵思潮也在一片吁和声中再次高涨。而吁和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战争的一触即发。按理讲，“一党之内，共同主义之下，内战再起，应不可能”[7]。久困于战乱的民众也希望统一之后，专制独裁政治垮台，逞私割据局面消亡，能得以休养生息，实现真正和平。然而国民党内的派系纠纷却始终没有停止过，在以谁为主体实现国民党统一的问题上，各利益集团相互勾结，争权夺利，使得冲突在所难免。冲突的结果直接造成被认为是国民党改组后第一种新精神，即武力服从政治的“以党治军”方针的形同虚设，军权重新又为极少数军事首领所把持，军阀政治死灰复燃。因此《大公报》认为，北伐时期的和平运动“一面为吁和，一面为助党。有许多赞助革命之分子，隐于和平运动面具之下，以阻孙传芳之用兵”“昔之吁和，为恐革军失败之手段；今之吁和，则为对政局悲观之呼声”[8]。提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主武从之政治，必须反对军治、实行党治，“党治政府，原则上本为文治政府是也”[9]。“党治之国，以党统政，以党御军，系统厘然，不容淆混”，“苟有一党焉，能实行清明廉洁有能有为之政治，则虽暂时以专制为过渡，夫复何害？”[10]《大公报》的主张与儒家以君为本位、依靠圣君贤相为民做主的民本思想又一次碰撞。
    对于如何做到以党治国，《大公报》认为，首先要重振党权。北洋军阀推翻后的民国，仍然没有驶离武力支配政治的旧轨道，只不过从名义上将大元帅改称为国府主席、将督军易名为省主席而已，“国民党各派系的军队，甚至蒋介石的军队，仍然是军阀的军队”[11]（p5）。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精神，在新的军阀政治面前，只能徒为形式，根本无法得到贯彻。《大公报》呼吁国民党“必须集中党的力量……统一本党人才，罢左右之争，以重振党权”，否则“军事纠纷未有能避免者”[12]。并认为“所谓一党专政者，非党定于一，则政无由专。所谓党治者非先治党，则无以治国”[10]。《大公报》未尝没有认识到以党治国只是应付当时局面的一种手段，要想内战早日结束，民众得见和平，只能先以有力的政党为号召，逐步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在《大公报》心目中，这一政党非国民党莫属，因为国民党在当时被认为是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一阶级的主要构成正是新兴的知识阶层与工商阶层，大公报人也侧身其中。